在徐老师家里安顿下后我便承担起了照应老师起居的工作，至于师母的事徐老师也从没解释过，我也从来没去问，我不是多嘴的人。

离开学还有段时间，我便在坐落在三环的首都图书馆找了个保洁的工作，徐老师本是想为我在学校找个找个闲差领工资的，可我总觉得那样不好，便没再麻烦徐老师。

在图书馆的那段日子是清闲的，去那里看书的人素质的确是比我们乡下人要高一些，所以我的活便没那么难干，空出的时间便能留心在阅读书籍上面去了。

想来这还是学校给留下的习惯，我们学校的领导隔三差五便公款请一群人来演讲，说我们怎么对不起这个了，又怎么对不起那个了，弄得学校跟传销一样，那种巨大的危机感与脑子里紧绷的弦便是在那个时候造成的。

一日我见到某中学的学生组团来图书馆参观，学生们举着小旗子戴着遮阳帽开心的东瞧瞧西看看，脸上洋溢着热烈的笑容，那是一幕我很熟悉却有极其陌生的景象。

在我的故乡里，学生们的时间是用秒来计算的，我很少能在他们脸上见到笑容，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显出不应当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疲惫与忙碌。但在这里我没见一个学生有过那种神态，习惯使然的我竟然在某一刻觉得他们真的“不争气”，如今想来真是太幼稚的想法了。不过我虽然明白这之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一联想起二者的天差地别便不禁会生出一股悲伤来，这悲伤非是缘于对此刻故乡的同窗，而是那些数代之后的学子，即使在经过几十年这差距也是绝然不会消除的，我是在为此而悲伤。

晚上我把这些事讲给老师听，徐老师听罢沉思了会后忽然把菜碟全部拉到自己身前。

“怎么样，现在你还吃到的吗？”老师逗趣的问我。

“当然是不能的了，我手臂没有那么长呀”

“不，我是在问你能不能吃到，而不是问你容不容易吃到”老师逗趣的语气忽然变得有些严肃。

于是我便站起身来伸手去夹，果然还是吃到了。

“哈哈，明白了吗思文，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师笑着说到。

“道理？”我不解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