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我尚幼，体会不到老师的用心良苦，只感到一种特别的苛待。我接过卷子，心里一阵感伤一阵凉。等老师转身一离开，我就对着我的好朋友，悲切地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不想老师立刻听见了，转身问我：“怎么说？你爹？”我一肚子难过，但抱怨的词儿“我爹只把文墨塞”是肯定出不了口的了，只好唱：“我爹送个王冠来。”老师笑了笑，转身离开了。我见他走到了教室门口，以为他不会再来了，松了口气，对着好友，直接唱那曲儿的最后一句诉苦：“重呀重得唻哎～重呀重得唻！”不料老师立刻返身赶过来：“怎么说？戴还是不戴？不要跟我哭，说女孩子不行，太重了什么的。老师给你的帽子，你怎么说？”逃不过啊！我只好硬着头皮把中间一句补全，唱：“练个硬头顶起来。”老师一笑：“小丫头，一不留神就在这儿滑头——好好练习，别这个嫌，那个嫌的，挑。”

就这样，几位老师都盘算着，怎么把我送进文坛。但人算不如天算，我毕业的时候，赶上了经商大潮。我领了父命去学商。老师送我离校时，有几分惆怅：“你，学商了？”“是的。反正，卖菜是卖，卖书是卖，卖自己的文也是卖。”老师们笑了：“别想得太简单了。社会是复杂的。”“以后能卖文就卖，不能的话，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硬来。”“经商，是时代的大潮，写文的事，没什么舍不下的。老师都能放下，你也，把心放宽些吧。”

后来，岁月漫长。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我渐渐理清了身边的杂务，静下来，开始写点什么了。却发现，这些年，我记了太多的流水账，人情债，当我回过头来，在记忆的书卷里翻查四位恩师的姓名时，这里竟然已经缺页损毁了。我，只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记不起，哪怕是姓氏。

九月的蝴蝶俏皮地飞，嘲笑我的谢师花束不能送到位。隔着翻修得我几乎认不出的母校校墙，我依稀记得，恩师说过，毕业以后不必送什么礼物，能有作品发表，便是最好的问候。于是我写下这篇《忆恩师》。也许，老师们能见文如见人，还会象以前一样，欣慰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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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感谢贺敬之、丁毅率领的文艺团队，给我们带来了歌舞剧《白毛女》，带领数代人走上歌舞大道。回首之时，至今经典依旧。也感谢这些旧作的修复者们的辛勤劳动，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记忆中的青春花容，那些以为飘逝不复的绝代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