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到明末，人口当然是早就超过一个亿了，但是并没有超过两亿，根据后世的各种测算，明末中国人口最多也就一亿五千万左右。

这个数字虽然不小，在十七世纪绝对是世界第一了，但是与后世中国的人口总额相比，那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特别是，明末中国人口的重心，其实已经转移到了南方，长江两岸才是当时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至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人口的密度并不是最大的。

至于九边各镇辖地，人口的密度就更小了。之所以这些地方最先出现流民，而且流民也最多，实在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天灾人祸太多。

十七世纪的上半个世纪，是如今世界史上公认的小冰河时期，每年的霜降和降雪，要比之前的时间，提前一个月左右，不仅是天冷的早，而且冬季的气温也更低。

这也是后来崇祯皇帝下旨，让徐光启主管钦天监，在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重新编订历法的根本原因。

这个重新修订的历法，历史上就叫《崇祯历法》，后世沿用的农历，就是在这个崇祯历法的基础上反复修订而来的。

一旦出现了这种长期的气候的变化，本来的气温较低、干旱少雨的北部边境就更加不适合传统的作物耕种和人类居住了。这也是蒙古人不断南下抢掠，而女真人不断南侵的外部客观原因。

不光是当时的中国如此，十七世纪头几十年的欧洲，也因为气候的变化，处于列国混战的局面。

崇祯皇帝统治中国的时候，也正是德意志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的时期。

虽然气候的大环境在变坏，但是大明朝并不是没有改变的机会，只是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罢了。

对朱大明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很简单，一个是移民，既然北方负担不了更多的人口，那就移民，往南方移民，往海外移民，为中国人开拓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更大的生存空间，比如当时的东番岛、琼州岛，以及广阔的东南亚。

当时的东番就是后世的台湾岛，琼州自然就是后世的海南岛。在十七世纪的上半叶，这些地方，都要比陕北、晋北、冀北更适合人类居住。

另一个就是换种农作物。既然小麦、水稻、小米在日益寒冷干旱少雨的北方没法给人们带来足够的食物，那就种植其他能够适应这个气候的其他农作物。

这样的农作物是有的，那就是从海外传来，当时已经在闽粤山区种植的番薯、土豆和玉米。一想起这些，朱大明就更加期盼徐光启的到来了。

到达通州后的第二天，徐光启暂时撇下其他的随从人员，只带两个亲信家仆启程，骑着潞河驿提供的驿马，加快了进京觐见皇帝的步伐。

家仆身上，背着皇帝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的圣旨，所以一路上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人还没到通政司，王承恩就已经带着一干人马在通政司的衙门口等着了。

如果不是昨夜潞河驿传进来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王承恩此时估计已经到了潞河驿亲自迎接了。

皇帝对徐光启的重视程度，王承恩最清楚。自从下了召见的圣旨，皇帝三天两头就问人到没到，至于问了多少遍，王承恩都有点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