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最大问题是没钱。因为缺饷，诸多平叛明军哗变成叛军。而朝廷办法却是向早已揭不开锅的农户加征“三饷”，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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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到任后连上“平寇十要”和“三大机宜”两疏，认为这搞法不仅难以筹出军饷，只会逼迫军民投身贼寇，朝廷会深陷陷越剿越多死循环。适时提出“因粮输饷”，即向家境殷实官绅加税。

“熟计八年来强寇愈剿愈横，所在攻城掠野，大率皆由兵民从贼作贼，是以党类日繁。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缘于缺饷……

乡绅每地粮一两助银二钱，士民地粮五两以上每两助银一钱，其自一钱二钱而外，及士民地粮不及五两，与夫兵荒应免之地，不得混征分毫。并以一年为止，向后不得借题科派……”

说的事儿想必崇祯也明白，虽阻力重重，却是唯一可行办法。流民军也类似这个方法，而且更狠。奈何崇祯没这魄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平叛只能遥遥无期。瞅着这烫手山芋，连上两份辞呈，崇祯皇帝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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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正月，高迎祥率数十万流民军围攻南京北部门户滁州。卢象升率军南下救援，此战“奇兵”之法发挥奇效。以关宁军为主骑兵部队，通过突袭冲阵，搞得庞大的流民军战阵混乱进而全军崩溃。

此后一路追杀，七顶山再次大败流民军，流民军精骑损失殆尽。形势一片大好，崇祯甩手一招臭棋。当年五月末，后金入寇京畿劫掠，顺便消耗明军实力，但崇祯认为这奔自个儿来的，急令卢象升北上勤王。尴尬的是，卢象升赶往京师途中，后金已满载北返。或头痛医头，亦或认为京畿安全远比剿灭流民军更重要，崇祯未让卢象升回任，改为宣大总督。

如此一来各路流民军如获新生，“于是豫、楚诸贼遂大逞，不可复制矣”，不仅对明朝，对卢象升也是一种打击。此后因父丧加之有些心灰意冷，卢象升连上七封奏疏得以去职返乡丁忧（陈新甲接任宣大总督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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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年，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这个战略家提了一个尖锐问题，流民军和后金两面夹击下朝廷应先对付谁？杨嗣昌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先与后金议和，全力平定内乱。崇祯虽接受杨嗣昌建议，却玩了个滑头。一面密令陈新甲与后金接触，一面又不公开表明立场。无非想骑墙观望，哪边利好站哪边。导致朝堂对于“战和”首鼠两端，围绕“战和”的矛盾与对立愈发尖锐。

当时明军各镇分属各督抚、监军们管辖，这些封疆又无法干涉、管辖对方（直属崇祯领导）。对于“战和”的态度直接决定各自军事应对策略，以致明军整体应对后金时混乱不堪。不仅难以协调作战，互相不救援甚至成了常态，尤其大家观念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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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九月末，后金入寇。崇祯夺情起用卢象升，命其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马拱卫京师。卢象升闻旨后并未欣然受命，而是伏地痛哭请求解任。此时朝廷战和未明，一个不慎就将万劫不复。

十月平台召对，崇祯询问应对之策。早已风闻朝廷秘密议和的卢象升答：“臣意主战，不主抚”。崇祯脸色一变，沉默后说：“外廷有是言，朕未之许也”。然后不再问策，让卢象升找杨嗣昌、高起潜（关宁监军）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