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波也感觉到了尴尬，只能打着哈哈把话题往兄弟情义上面引。付支队和张志成都是性情中人，并没有纠结于招待规格低，领导不到场等繁文缛节上，而是更愿意将话题集中在整个案件的复盘上，从业务的角度总结得失。

然而，这起案件有它的特殊之处，那就是案子的真相体现出的并不是典型的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念。弱者因为无知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式，最终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付支队吃了一口菜，叹了一口气说到：“你们看，农村的情况并不像表面上这么歌舞升平啊，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引发的极端事件还少吗？要不是我们深入老百姓家里做摸排走访，你们能想象的到农村的男女之事有如此的混乱吗？”

“还有，就是老百姓的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也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张志成接话说到。

关于弱者自保而受到追究这个事，从罗英妹供述了前因后果之后，就一直压在我的心头。见大家涉及到了这个话题，我低着头拿筷子夹着菜，边吃边小声插话道：“不知道你们心里是什么感觉，我挺同情这个罗英妹的遭遇，虽说她做的确实不对，但是这么可怜个外乡人，她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周波年龄比较大，对一些社会现象理解比较深，他接过话去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社会法治进步的原因在里面。因为农村社会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很多观念都是独立发育的原生态理念。比如对待两性问题，可能在孙家庄里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就是比较开放和包容，但是在云南大山里长大的罗英妹就非常保守，遇到问题羞于启齿，开不了口。刚刚志成大队长提到了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问题，我觉得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咱们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人治观念和唯社会关系论的观念，现在是好多了，但是以往的年代里有理不如有关系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分析外乡人罗英妹的思想可能也是必须考虑到的。”

这个话题显然比较沉重，大家并没有过深的再去讨论，而是岔开话题一杯又一杯的劝起了酒。

很快两箱白酒已经倒完，大家都明显带有了醉意。张志成首先发起了牢骚，将回避的话题再次提起，口齿不清的说到：“付支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有赶上你参加工作那个时候？市局局长拿刑警支队当宝贝！刑警支队拿一大队当宝贝！局长、副局长能喊出一大队每个人的名字！现在呢？呵呵···局长认识我吗？更别提每个人了？来都不来一趟，谁知道咱在这里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

周波这个老刑警也是苦水很多，说到：“就是，现在咱破个命案有谁知道？以前还搞个表彰，立个功授个奖，现在呢？为了不引起社会恐慌，命案不宣传不报道，咱们纯纯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了！破个命案的动静还不如交警集中查酒驾、派出所集中清查娱乐场所的动静来的大呢！上哪说理去！”

付支队虽说赶上过刑警的好时候，兢兢业业这么些年，但是却也已经在刑警副支队长的职务上被冷落了多年，心中必然也是满腹牢骚，但是他并没有顺着他们情绪发泄不满，只是喃喃自语般的感慨着：“哎~不能这么说···只要付出别人就能看到的···村里的老百姓会看到···受害人的家属会看到···咱的父母妻儿会看到···咱对得起老百姓的期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了···”

是夜，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