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南怀谨先生说，中国的老农民、农村妇女最懂哲学，他“认命”。认命，就是最大的哲学实践。你吃肉，我吃草；你坐车，我种田。各有各的命，各安其命，便是好的。

每天傍晚，他们还能心身一分为二，夜色中挑着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清空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突然醒过来。

每天收工，父亲都是闭着眼睛半梦、半睡、半醒走回来的。可见其劳动强度有多大。父亲在抗日战场上，练就了“边走边睡”的本领，而我大哥就不行了。

有一天早上起床，大哥发现自己两条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是怎么入睡的，忙到什么时候，甚至怎么回来的都不记得了。铺天盖地的蚊子，怎么就没有把他咬醒。那时候，如果谁家睡觉还有蚊帐，那一定是“上等户”，非常富裕的人家。我们家不可能有的，村里大多数人家也是没有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每天晚上给大姐大哥补习功课。从高小、初中一直到高中的课程，母亲几乎是全能。母亲年轻时候，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官三代”，富家小姐。母亲的爷爷曾经是清末邻省的布政使，算是高官了。

前些年，朋友看到我母亲的照片，不无羡慕的说：“你母亲骨子里透着高贵！”开始我以为他在恭维我，以至于所有见过我母亲或看过母亲照片的人都这样说，我便信了。

我当然信啦，自己的母亲嘛。

我告诉朋友们，我的母亲是种田出身的。他们竟然都不信：“怎么可能？这么贵气的农民？”算了，不信便罢。

当然，语文、历史和地理，是父亲教的。父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省报上发表文章了，文学和史学素养是不一般的。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父亲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觉得村里那些人都不如我父亲厉害，尽管他们可以叫我父亲干这个、干那个，特别是老苛，最坏，总是叫我父亲干最重、最脏、最累的活。衰有队长还好，因为住隔壁，是邻居，不会那样。老苛后来当了大队长、支书。

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母亲都没有把英语丢掉。当然那时找不到英语课本，根本找不到。母亲就拿每天日常生活的一些用品和活动，比如房子、门、窗、猪、鸡鸭鹅等等，还有如吃饭、走路等，或者直接把当地方言话翻成英语说，就这样，从字母，到单词，再到语句和对话，教大哥大姐说英语。由于来源于实际生活，这样的教法反而挺有效的。

还有一天，大哥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面前的饭碗已经空了四个，那是比较大的碗，现在是很少有这么大吃饭的碗了，叫“蓝边碗”，可摸摸肚子，好像还是空空的，两斤米的饭，都不知道填塞到哪个角落了，可见其劳动强度之大。

大哥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

其实，那时候哪个农民都这么能吃。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也参加过割稻、插秧等被称为“双抢”的劳动。那是真累啊，那是真饿啊，那是真的不知道还有个“我”存在啊。

这也是我参加过的超强度劳动了。

前而是绿油油的庄稼，再前面还是绿油油的庄稼，走在这样的原野上，种田的人都会在微笑，走在这样的大地上，他们心里能不感到踏实吗？农民们天天都是超强度劳动，无怨无悔，默默承受，劳动总有收获。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农民经常吃不饱呢？为什么会有“青黄不接”这个说法呢？

所谓青黄不接，就是春夏之间，去年的陈粮已经吃完，今年的新粮还没有成熟，口粮接续不上。这个时节，村里很多人家就吃两顿，并且是稀饭或地瓜为主。我们小时候经常是这样的。

现在再看到绿油油的庄稼，前面还是绿油油的庄稼，就会感受到劳动与创造之美，所给予人的那份情不自禁的感动。而那时候，只会感叹，明年的春夏还会不会“青黄不接”？因为产量高了，公粮交得也多。

我们坚信朴实的泥土，才能滋生美好的事物，勤勉的劳作，才能收获幸福的希望。

每年收割稻子的时候，都是天气最热、太阳最毒辣的时候，稻杆、稻叶、谷子都会把人的手臂、身上、腿上割得一条一条血痂，说伤不是，说痛不够，可就是又伤又痛，那种难受啊，再加上太阳一晒，高温的田里水一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更有蚂蟥肆虐，双腿上同时两三条蚂蟥都是正常的，而且扯不下来，刮不下来，叮得紧紧的。现在想想都可怕，可那时候天天如此，人人如此。而且大家都要割稻子，都喜欢割稻子，都愿意在割稻子的时候，天越晴朗，太阳越辣越好，晒得路面直冒烟更喜欢，杜甫说的“心忧碳贱愿天寒”，你能理解吗？

“心忧碳贱愿天寒。”

“唯恐谷难晒，但愿日毒辣。”

能理解也好，不能理解也好，村里人都愿意这样。

农家的人，谁都吃得了苦，懂得生活的艰辛。

唯有苦了，累了，艰辛了，才有收获啊。

这样说来，农民的劳动，也有哲学的味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