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艺宁老师是燕大的老学长，他1955年从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就一直留校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

现在的燕京大学经济学系课程里面，西方经济学内容很少，只做了简单介绍，更多的是Marx经济学。想要详细了解，需要学生们自己去获取资料。

这两种经济学可以简单理解为：Marx经济学研究怎样分蛋糕合理，西方经济学研究怎样把蛋糕做大。一个重视公平，一个重视效率。一个是研究怎么走，一个是研究往哪走。是把个人价值最大化，还是把社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区别。一个倾向计划经济，一个倾向自由经济。

Marx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发现了问题，提出了一些方法论，试图解决问题，最后一直到Marx逝世都没能解决这些问题。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属于阶级矛盾。针对这个问题，《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早就为此写了《道德情操论》。

由此问题又引出是用道德来约束社会，还是用法律来约束社会？西方选择了法律，而中国长期选择了道德。最后那些奉行儒家思想，靠自我约束的士大夫们，大多数都成为了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自己独善其身，国家积贫积弱，百姓民不聊生。

李艺宁老师授课时，会耐心回答同学们的各类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同学们的问题越来越多，被问住时会说：“这个问题我也闹不清，我需要弄清楚了，再来回答你。”

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去搞学术研究的比较多，大学里当个教授，系主任，院长，甚至是校长。很多人都会成为官方的经济顾问，做一些政策制定方面的参考工作。

但是学经济学的，真正成为政策的执行者的，不多。也有一些人会成为金融机构的高管，研究员。自己创业的却不多。总得来说学习这个专业很难达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有的人因为看到而相信，有的人因为相信而看到。从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MKS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你的耳畔还在萦绕着八个样板戏，震耳欲聋的鼓点子。忽然从海峡彼岸却传来了，邓丽君半喘着气，绵绵软软可又挺中听的流行曲。你刚刚听到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又不能不迷恋上了，梨花开遍天涯，晨雾袅袅如纱，峻峭的河岸上，站着的喀秋莎……

平静的大地下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势能，正在积聚，正在翻涌，等待破土而出，等待一飞冲天。春江水暖鸭先知，最先感知到这股力量的是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