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济南惨案后的民族危局，山东党组织采取灵活策略，把动员民众反日与争取民众权益相结合进行宣传。1928年5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再次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再告山东民众》，除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停止枪炮射击”“限于一星期内日兵全体撤出山东”“日政府赔偿济南一切损失”外，还提出“胶济路、淄川炭矿、津浦大厂、兵工厂归工会管理”“济南政权归市民政府管理”“工人八小时工作，押支发清，增加工资”“免征农民一切粮捐，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归贫农兵士耕种”等一系列保障民众权益的主张。
需要说明的是，济南惨案发生时，正值国共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斗争中处于低潮时期。1928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提到，“济南因党的力量之薄弱，组织三个人的一个反日委员会，七拉八凑，还是拉不成功”。尽管因为日军的占据和国民党的限制，难以公开有所作为，但山东党组织的活动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的反日态度，因此警察、商人和一般民众都“同情我们的行动”。
尽管如此，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党组织积极揭露国民党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中，强调“蒋介石决不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口口声声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实在侍奉帝国主义惟恐不谨”。
1928年6月28日，在《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治局势的通告》中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办什么革命的外交的，只会取缔民众运动，以博帝国主义者之欢心”。
为了使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国民党的本质，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编辑了一本《入校须知》的小册子，指出“国民党是代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军阀御用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的新式工具”，“我们要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及帝国主义完成工农革命，即应先打倒国民党”。
济南惨案后，日本人扶持的傀儡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建立，国民党中央却号召民众停止反日运动。于是，1928年9月21日，中共济南市委和共青团济南市委在《为反对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告全市各界民众书》中，指出“五三惨案”的发生，“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野蛮，大炮轰城，使我们千万同胞浸卧于血泊之中”，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卖国媚外的结果”，指望国民党救民众于水火，是绝对不会有的事。并向工农进一步宣传：“只有团聚在共产党的周围，工农兵联合武装暴动，根本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极大影响了山东政局。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淄张县委的信中认为，“山东目前的政局，自日本出兵山东之后，成了一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畸形割据，由张宗昌的政权一变为蒋介石、冯玉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我们要很艰苦地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工人的基本组织，抓紧基本群众”。中共山东省委指出，“党与团的组织在这一个期间，应很快地发展，要把我们的基本组织在群众中建立起来”。同样，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潍县县委的信中，也指出，“在这个行动的时期，把党的组织巩固起来，亦是重要工作之一”。中共山东省委要求潍县县委，“必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健全支部、小组，要使同志经常地过党内生活，……你们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做这个工作”。
由于日军进入山东后造成的地方割据形成乡村政权空白的局面，山东党组织积极开辟乡村根据地。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高唐潍县等地农运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积极进行乡村的土地革命的工作，造成几个乡村割据的局面”。
济南惨案后，山东党组织积极探索以反日斗争为中心广泛动员民众的途径。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认为，反日工作“是目前号召群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发动群众斗争的一个很好的目标。以后应当把工运农运及一切群众工作与反日联系起来，譬如淄川炭矿这次大罢工，虽然不特是反日的工作，但恐怕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受打击最大的还是这一次罢工。济南的失业工人募捐运动，这几天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好的反日方法，因为借此我们可以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群众的反日运动”。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山东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在山东进行反日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8月，山东省委在《反日运动计划》中提到，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使得“各地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另一方面，认为“已知道反帝运动在目前的重要”，“加之日兵在济南各处任意搜索逮捕横行无忌，尤其使一般人民深恶痛绝……所以一般民众反日情绪特别浓厚，应该是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斗争的主要目标”。
因此，在山东，“反帝就是工农民众的本身利益之一项，并且是最紧要的一项。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特别重要”。“但是山东各重要都市暂时直接在日本统治底下，反帝运动的方式也与中央所指示者略有不同。……我们要直接按照旁的省份干去，是事实上做不到的，而且反使群众害怕，不肯参加。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应该用许多曲线方法。”中共山东省委开始对于前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注意改正各种错误，将中央关于反日通告及行动大纲，省委反日计划及行动大纲印成小册子训练同志，务须使每个同志明了并实行参加反帝工作”。
总之，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能够紧跟形势，密切联系民众，进行反日斗争，并且发展自己，壮大革命的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革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28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在《目前政治状况党的策略与团的工作》中指出，“济南事变后，革命显然有复兴的趋势：城市工人运动逐渐开展，上海工人又走到马路上作示威的尝试；各地农民争斗还在继续；兵士革命化的意识更加明显；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希望幻灭。这些现象，自然还不能过分估计，但的确是革命复兴的黎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