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在蔡公时激励下,争相痛骂,怒斥强盗。但这帮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强盗先将张麟书耳鼻割下,又断其腿臂,血肉狼藉,不成人形!日本侵略者仍不放手,又将蔡公时等人的绑绳砍断,三人一组,拽出屋外。蔡公时被第一批拖到交涉署院内,枪声一响,可怜蔡公时正值英年,未见国家统一,竟牺牲在倭寇的乱枪之下。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1928年5月4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指出“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个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置理,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
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残杀中国军民多达千人。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酒井隆借机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二十多倍。国民党军全部撤出商埠区。日军得寸进尺,继续扩大事态,不断增兵济南。
5月8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普利门、麟祥门、柴家巷、迎仙桥一带发起猛烈攻击,守军退守内城。自9日开始,日军大举进攻内城。守军浴血奋战,死伤惨重,11日奉命撤离。日军占领内城后,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罪恶令人发指。
蒋介石一味忍耐,连连派出罗家伦、赵世暄、崔士杰、王正廷与日本谈判,都被日本轰了回来。于是,蒋介石又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日本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们想先把蒋介石势力控制在济南,逼他签订城下之盟,阻止北伐军北上,从而日军控制华北大片领土。为此目的,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消灭蒋介石的部分力量。
蒋介石见济南的事态不但平息不下来,相反有越来越紧急的势态,于是他整顿了北伐军,拉着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了济南。蒋介石、黄郛等从济南逃出后,来到市中区党家庄住下。梳洗己毕,急忙修书一封,送给日军:“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公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事前。”
福田已通过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顾问佐佐木,得到蒋介石的传话:“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现接到这封来信,才知道蒋介石改道北上,继续北伐,并得悉已离开济南,急得顿着脚咆哮道:“糟了,北伐军继续北上,以后的事更难办了!”福田彦助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蒋总司令阁下:贵总司令屡违对于中外之声明。此次由贵部下之正规军实现此不忍卒睹之不祥事件,本司令官不胜遗憾。平加诸帝国军部及居留民之一切损害,以及有关毁坏国家名誉之赔偿等,虽有待于帝国政府他日之交涉,本司令官不欲置喙,然敢对贵总司令要求左列事项: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盼右列事项,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临时山东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
北伐军将领见到这个最后通牒,简直把北伐军当作战败国看待,把抗日将士作为投降的战俘,大都气炸心肺;但蒋介石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
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并不满意,他横眉怒目回答:“规定时间已过,不必再谈!”福田彦助蛮横地赶走派去的使者,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