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督鲁期间，张宗昌勾结日本，接受日本的扶持，而日本也利用与张宗昌的关系，迅速扩大了对山东得侵掠。192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不公正对待举行了罢工活动。5月29日，在张宗昌用武力解决的授意下，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而这便是青岛惨案。
次日，上海又发生了“五丗”惨案，由此，全国都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而山东也在其中，山东各界人联合游行示威。对此，张宗昌再次采取了镇压的政策，但在张宗昌联合山东高官龚积柄的多次威胁镇压下，爱国运动更加汹涌。
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又掀起了第三次工人罢工热潮。此时，张宗昌正巧带领七列军队出巡青岛。此时工人们还没看清张宗昌的反动面目，便想向张宗昌请愿，但此时张宗昌已经和日本资本家勾结，计划屠杀工人。
7月26日，张宗昌镇压了纱厂的罢工运动。次日，他又派人赶到四方，封闭工会，搜查工人地址，殴打工人，并逮捕了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而后，中共为营救被捕同志和揭露张宗昌的罪行，派伦克忠前去北京请愿，联合北京各界人士共同反帝。因而，北京大学的学生编写了《张宗昌祸鲁记》。
8月16日，伦克忠在市民大会上散发《张宗昌祸鲁的十大罪状》的传单。张宗昌听闻此事后，立马要求直隶军阀追踪伦克忠的行踪。27日，伦克忠被捕，并于9月中旬被杀害。
与此同时，张宗昌也镇压济南的工人运动，解散工人夜校，追捕共产党人。在镇压完工人运动后，张宗昌又在山东省全省制造白色恐怖，严令禁止“赤化”，而山东的工人运动也因此转入了低潮。
张宗昌仇视革命，*****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他将一切进步和革命的势力和活动都视作“赤化”，都列为应该被镇压的对象。从1925年到1928年，张宗昌疯狂追踪并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严禁一切“赤化”行为。同时，张宗昌还残忍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如1926年镇压了农民反抗“讨赤捐”的斗争、1927年镇压了陵县的农民暴动、1928年镇压了东昌县的农民暴动等等。
张宗昌在位时，十分维护封建，为此，他曾任命前清状元王寿彭为教育厅长。同时，张宗昌用封建的宗法制度、地方主义、裙带关系，实质上是封建的专制主义，来建立自己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在督鲁期间，张宗昌政府中的官员多为自己的同乡和亲戚，而张宗昌便企图用这种封建关系来罗织关系网。
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张宗昌在督鲁期间严密控制新闻报纸和社会舆论。一方面，张宗昌迫害进步报社；另一方面，张宗昌又拉拢收卖一般的报馆，使其为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张宗昌封闭了一切爱国团体，又通令禁止了人民一切集会，严重禁锢了民众的思想自由。
在督鲁期间，张宗昌筹办地方银行，疯狂发行纸币，同时还大量发行公债，大肆搜刮人民群众的钱财。在滥发纸币的过程中，张宗昌为维护纸币的信用，保证其官办银行的独占地位，一方面命令其它银行库存现金代兑省行所发纸币；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强制推行这些纸币。但这些强制措施依旧无法维护纸币的信用，纸币一再贬值。同时，张宗昌大肆向银行界借款，最终山东的金融也变得十分紊乱。
张宗昌十分推崇孔子，他不仅在山东提倡尊孔读经，甚至主张在北洋军阀所能统治的地方都要读孔子的书，推崇礼义廉耻来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年7月20日，张宗昌就上书国务总理潘复，陈述自己的建议。
张宗昌统制和摧残教育的举措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任意缩减、欠发和挪用教育经费；二是纵容士兵侵占学校，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三是提倡复古教育，增添军事课，使教育为军阀统治服务；四是迫害进步教师，实行独裁教育；五是组建山东大学，集中控制学生及其思想，以此来对抗革命的潮流。
自1922年在东北五站起家，张宗昌就开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他信奉“有兵则有权”的原则，在后面的军事生涯中不断扩充这支军队。[15]同时，张宗昌用封建的专制主义来管理军队，企图用宗亲这种封建关系来罗织关系网。领兵打仗前，他还会进行占卜。
1925年10月，孙传芳利用江苏人民对奉军纪律败坏的痛恨情绪进攻南京。在孙军攻击之下，奉军迅即溃败，杨宇霆弃城逃走，10月16日，孙传芳进入南京，安徽的姜登选感觉自己处境危险，弃职逃跑。随即张作霖便派出张宗昌南下增援，而在孙传芳的猛烈攻击下，仅仅过了一个月，张宗昌也败下阵来。
张孙之战刚结束，张宗昌又参与了豫军图鲁之战。1926年1月20日，吴佩孚命令靳云鹗率领部队进攻豫东。李纪才腹背受敌，随即便迅速带领军队向河南撤去，至此，豫鲁战役宣告结束。
张宗昌又恢复了山东全省地盘，得到了一时的安定。12月20日，冯玉祥率领军队战胜李景林，占领了天津，李景林狼狈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张宗昌便和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一路进军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张宗昌命令王栋率第五军沿京绥铁路向北追击，配合奉军对南口的攻击，又派王琦和王翰鸣负责治安事宜，而他自己则留住北京，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其中一路军队由福建进入浙江，进攻孙传芳的部队。12月1日，张作霖命令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企图阻止南军北上。但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下，直鲁联军节节退败。因而，张宗昌将总司令部也移到了徐州，放弃了安徽。
1927年的秋末冬初，韩复榘占领了九里山阵地和陇海路徐州北站，经过四五昼夜的苦战，直鲁联军击退了韩复榘的队伍，夺回了九里山的阵地，而徐州也暂时转危为安。直鲁联军虽在徐州地区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战局仍对奉军不利，冯玉祥的一支军队直逼徐州。经过会议讨论，张宗昌最终决定各军立即向北转移，放弃徐州，退至山东临城一带地区，重新布置防务。
1928年4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后，直鲁联军节节败退，到4月20日前后，北伐各军已经到达兖州、济宁之线。
4月30日晚，张宗昌被迫从济南退到天津。5月5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一部分避开济南，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很快接近了天津，退居天津的张宗昌部队被迫再次转移，向滦州方面集中。最终，张宗昌及其部队因受到前后夹击，孤立无援，进退失据。无奈之下，张宗昌只得弃军逃走，化装成为赶大车的逃往滦河口，乘小渔船渡海到大连。而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宗昌在滦州扩大编成的部队，此时又在滦州全部被消灭了。
1928年秋，直鲁联军残部在滦州被缴械后，张宗昌逃往大连，已是穷途末路。但他仍野心不死，豢养亲信，联系旧部，想伺机再起。
1929年3月中旬，接受了段祺瑞的委任的张宗昌率领天津和大连两地的旧部，分别乘船到烟台。张宗昌计划收编刘珍年部队，于是派刘的保定军校同学郎贯一，向刘珍年游说，要求刘听命收编共同行动，往返数次，刘珍年始终没有要听从命令的意思。于是张宗昌决定先围攻刘珍年，以消除胶东的主要障碍。但很快，前去进攻的褚玉璞部队被刘珍年缴械，褚玉璞被俘。得知战况，张宗昌立即抛下队伍，带着随从人员乘日本船离开胶东，逃回大连。1930年夏，张宗昌决定听从日军的话，逃往日本久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急欲实现“华北特殊化”的阴谋，想让吴佩孚出来当汉奸，组织傀儡政府。吴佩孚便要求张宗昌回国给他当帮手。因此，在1932年春，张宗昌带领全部随行人员及他的姨太太和两个儿子，搭乘日本轮船“奉天丸”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韩复榘趁在北平参加会议的机会，去拜访了回国的张宗昌，而后韩复榘反复邀请张宗昌前往济南，商量扩军事宜。张宗昌十分渴望再获权势，最终不顾众人的阻拦，前往了济南。到达济南后，在9月2日晚上，韩复榘的参议张受骞跑来向张宗昌告密，说韩复榘将要对张宗昌不利，要张宗昌多加防备。于是在第二天张宗昌便诈称母亲生病，来电要张宗昌火速返回北平。但最终，张宗昌还未上车，便被早有准备的刺客郑继成枪杀。
刺客被捕后，金寿良、徐晓楼等随从人员立即下车将张宗昌的尸体用地排车送到日本医院。与此同时，金寿良先行回到北平向，有关人士报告了张宗昌被刺的经过，次日，徐晓楼、程伯容等人便护送张宗昌的尸体回到北平，埋在了北京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