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所以失去天下，原因有四条，且与君主的失德无关。第一条是外有强邻：自从辽东失陷以来，边防形势日益紧张，边防紧张就不得不增加戍卒，戍卒增多则军饷开支增大，于是出现了加派赋税之事，百姓因此贫困。而且连年调动军队，逃亡、溃散的士兵都聚集在山林中，这就是乱世的开端。第二条是内有大寇：张献忠、李自成等人在陕西、河南起事，这时如果用内地的戍兵抵御贼寇，戍兵胆怯不敢作战；如果用边防军队对付贼寇，那么关隘要塞又不能轻易撤防。所以只能左支右绌，导致贼寇更加嚣张，无法控制。第三条是天灾流行：如果在流寇横行之时，百姓没有饥荒之忧，或许还能贪生怕死，坚守城池，贼寇的势力就会稍微孤立。然而陕西、河南连年大饥荒，山东、两湖连年旱灾和蝗灾，穷苦百姓没有生存之路，只能跟随贼寇抢劫，希望暂时缓解死亡厄运。因此贼寇所到之处，百姓争相打开城门，拱手欢迎他们进城，即使是地方官也无法禁止。贼寇因此更加壮大，势力更加嚣张，乱世由此形成。第四条是将相无人：在这天人交困的时期，必须要有像李泌、李纲那样的宰相，像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岳飞（谥号武穆）那样的将领，或许能在万难之中挽救乱局，而当时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开始时温体仁嫉贤妒能，却称为内阁首付，接着杨嗣昌平庸懦弱，而任为督师，最后张缙彦毫无谋略，而任为兵部尚书，此时有能力挽狂澜的文臣宰相吗？至于所用的将领，不过是唐通、姜镶、刘泽清、白广恩之类，都是贪生怕死、望风而降的人物。将相都是这个样子，怎能抵御清国外侮、清除贼寇内贼呢？

这四个原因中任何一个都足以导致天下大乱，更何况同时出现，岂能天下形势不土崩瓦解呢？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家，强邻侵犯门户，盗贼占据厅堂，掌管家中事务的人又勒索敲诈、贪婪主人钱财，而仆人抱头鼠窜、纷纷逃跑，那么只剩下区区一个主人，怎能不衰败？再比如像人体有病，边疆警报就像人的腰背处的病患，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就像腹心之处的病患，水、旱、虫等灾害就像伤寒失热的病患，一个人同时有三处病患，已经难以支撑，再加上庸医治疗，其死亡是可以预料的。明朝末年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只有和、守、战三条策略。回忆起当初锦州之战，朝廷的良将劲兵几乎全军覆没，于是导致强邻轻视朝廷，边防警报不断。如果当时以洪承畴总督兵马，吴三桂为总兵，严兵固守，不轻易与敌人交战，并且以甜言蜜语和丰厚的礼物与敌人和解，那么十几万大军完全可以保卫东方边境，这就是处理辽事的正确策略，不适宜开战而应该求和。

至于李自成，他是贼寇中的枭雄，如果当时让孙传庭屯集重兵于潼关坚守，命令卢象升、周遇吉等视情况出动精锐部队策应，那么高杰、白广恩等人就不会全军覆没，而西安就可以固守。 西安稳固的话，李自成必定无法轻易越过山西而进入河北。这就是对陕西战事的策略，以守为主，以战为辅。

至于张献忠，他只是一个凶残的贼寇，其声势远不如李自成，那么对他的策略应该是以战为主，守为辅。如果命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人会合浙江、直隶的军队，四面包围，就可以消灭他。消灭了张献忠，那么左良玉二十万大军可以与洪承畴十六万大军形成掎角之势，内外夹击，就可以消灭李自成。消灭了张献忠、李自成，即使清军深入内地，也不会马上导致朝廷陷入危亡境地。可惜朝廷当权者不懂战守之策，又用人不当，使洪承畴、卢象升在东面陷入困境，孙传庭在潼关覆灭，左良玉在朱仙镇溃败，周遇吉在宁武关战死，清军和贼寇交替入侵，军队和百姓竞相叛乱，最终酿成大祸，无法挽救。

可悲啊！回顾南宋南渡之时，金国兀术率军大举入侵，杨太（此处可能笔误，应该为杨幺，南宋初年农民军领袖）占据洞庭湖，与刘豫（金国所立的伪齐国皇帝）勾结，企图顺流东下，而李成（南宋伪齐国将领）攻陷了襄阳六郡，准备从江西陆路进军，向浙江进军与他们会师。当时天下的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是别人面对这种情况，一定会导致像明朝甲申之祸一样的后果，幸亏当时有岳飞担任制置使来应对，上奏认为襄阳是恢复中原的根本，应当先收复襄阳六郡以消除朝廷腹心之疾，然后出兵湖湘消灭群盗，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久襄阳被收复，洞庭湖被平定，金兵也就不能构成大的威胁，南宋得以在江南偏安一百五十年。这就是国家根本元气稳固，外患逐渐消除的结果。可惜明朝末年的人都没有这种见识，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当时乱世的由来。

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四月十五日，我完成了《明季北略》一书的初稿，并写下这篇评论附于书中（计六奇写于社埄王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