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一天的绿皮火车,高小胜随着梁月和方舒云来到了上海。
正值春节期间,火车上人来人往,客流量非常大,并且梁月和方舒云年纪也算很大了,经不住推搡。上车、下车,高小胜一路上跟着忙前忙后。
一路上没什么可做的事情,方舒云老师开课了,高小胜拿着画板,练习画画,方舒云在一旁指导。
一行三人衣着整洁,还有股文艺范儿,整个车厢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往这边看。
一位戴着眼镜,胸前还别了一只钢笔的中年男人挤了过来,“同志您好,两位都是文艺工作者吗?我是杂志社的记者,本来是来拍摄春节时期火车上的人民群众的,一看您几位气质就非常突出,我能否给几位照张相”。
至于高小胜,嗯…高小胜不算文艺工作者,他只算是小孩。
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掬一把辛酸泪,太惨了。
高小胜一听说他是记者,瞬间眼睛亮了起来,“叔叔,您好,您是记者吗?”
“你们等会去拍照,我能跟着一起去吗?我自己有相机,我想看看你们是怎样工作的”,高小胜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了相机。
高小胜对一切都有旺盛的好奇心,他之前还没接触过记者这个职业。
“哎,这位小同志也会拍照啊,挺不错的啊,我在你这个年纪都不知道相机是什么的”。
“你们继续保持刚才的姿势,画板也拿在手上,很不错啊,不用看镜头,小同志可以继续画画”,记者满意地点点头。
接着高小胜把自己的相机递给了他,请他为他们三人照一张合照,这还是高小胜这辈子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呢,自然要拍照打卡啊。
“您也帮我们照一张照片吧”。
“行,一二三看镜头”,照片里的三人笑得分外温馨和谐。
高小胜跟着记者走完了整个车厢,一路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
有妇女背着孩子,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东西的,她的丈夫在前面两手空空地走得飞快。
丈夫还不耐烦地回头低吼:“快一点走,火车都到站了,等一会挤死人了,你还要在后面磨磨蹭蹭的”。
女人喏喏地低下头,只是把手里快要滑落的袋子又往上拎了拎。
背上的孩子还哭闹不止:“妈妈,我想尿尿,好疼啊”。
女人别无他法,只能尽量安慰着,“你先忍忍,我们马上就要下车了,下车就可以了”。
高小胜隔着车窗默默地将这一幕拍了下来,他什么也做不了,这不过是一个缩影罢了。
列车很快就启动了,一家三口从高小胜的视线里离开了。
他一路走走停停,有时候遇见农民工也会上去搭话,问他的生活如何,他讲起了家里的孩子,工地的生活。
“我家的那个小儿子才一点点,正是好玩的时候,长得好看的很”,谈起家人满脸都是笑容。
提起生活的苦,他也只是叹着气,坐在地上,摇了摇头,“苦啊,怎么不苦呢?”
但也只能说个苦字出来,具体是如何苦,这就完全超出他的能力了,他只知道生活是苦的,可他说不出,只是体现在他身体的每个角落。
黝黑的脸庞,干枯、粗糙的手掌。
在得知高小胜想为他照一张照片的时候,欣然同意。咧开被生活打压后,含着苦涩的嘴角,对镜头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摸着自己的脸说道,“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照一张像,那个照片可以给我一张吗?”
高小胜摇了摇头,告诉他,“这个照片只能拿去照相馆里洗出来,现在我手上的只是胶片,底片我不能给你”。
农民工露出纯朴的笑容,“算了算了,洗照片也是要钱的。”
高小胜离开这节车厢的时候,迎面撞见一个小女孩,年纪很小大概五六岁。
她彷徨着,很不安地转来转去,似乎在寻找什么。
高小胜感觉不太对劲,赶紧走上去问,“小妹妹,你爸爸妈妈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只听见她模模糊糊地说了句“不见了”,由于讲得是方言,高小胜也听不太懂,只能赶紧就找列车员。
“同志,您好。我在这边遇见了一个小女孩,没有看见她的父母,你问问看是什么情况”。
经过乘务员的耐心询问,才知道,她的爸妈没有给她买票,所以她只能睡在桌椅底下。
结果一觉醒来,她父母还有弟弟就不见了踪影。
高小胜突然想起来他刚才拍得那一家三口,不会这么巧吧,这个孩子是他们忘在车上的。
于是蹲下来问道:“你妈妈是不是那个辫子长长的,背上背着一个小男孩,用蓝色的布裹着的?你爸爸也穿着蓝色衣服。”
女孩子想了一会,点了点头。
高小胜瞬间火冒三丈,赶紧跟列车员反应,“我刚才看见她爸妈了,在上一站下的车,已经离开好长时间了”。
真的是气死个人了,一家四口人都数不清楚吗?居然把这么小个孩子丢在车上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啊。
列车员叹了口气,“只能联系下一站的同志,再把她送回上一站了,看看她父母来不来找,实在不行,就只能送到公安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