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荒诞”这个概念也是20世纪文学和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荒诞”的解释则大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的荒诞感，可是，偏偏人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人还必须要以人现在的方式生活。
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与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丛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特勒改变了人们思考性别的方式，即便这种改变尚未体现在“百姓日用”中，但起码在理论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另类视角，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与思想，并让人们认识到看似中立自然的理念背后所隐藏的压迫性力量。巴特勒认为，所谓哲学就是去质询那些人们本以为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命题，继而发现这些命题背后所藏匿的权力关系，从而为人的斗争和解放提供契机。
几十年来，罗蒂的声音始终并不局限在哲学领域。作为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罗蒂1998年出版了《筑就我们的国家》，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罗蒂强调左翼知识分子和基层的政治激进派之间建立某种强有力的联系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失望地表示，社会民主左派在1910年至1965年半个世纪塑造的民主党已经崩溃。他说，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左派为“美国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群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它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赢得多数选票的政治立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罗蒂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向马克思表示崇高的敬意。但罗蒂在思想界的多面性和对左、右翼知识分子均毫不留情的出击也使他处境尴尬。“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曾这样评价自己。
从传统哲学企图结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性出发，指出西方传统上一直想要利用超历史的普遍人性的观念，将公共的正义和私人的完美统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被发现到的，历史是由无数偶然事件组合而成，必须付诸实用逻辑的检验。启蒙以来，哲学一直在以思辩反讽的方式剥去真理神圣化的外衣，对于现代文明的荒芜与混乱，作者提倡团结互重，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
为了使这个建议更加具有说服力，作者在此书中努力勾勒出一位叫做“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的人物，和罗蒂本人一样，这个人物作为自由主义者，除了要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之外，还相信“残酷是我们所作所为最糟糕的事”，希望人类的苦难终究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侮辱终究会停止；作为反讽主义者，承认自己所最坚持的信仰、欲望、价值，以及自己用来描述理想自我的终极词汇，都是偶然的历史的和环境的产物，它们背后没有任何超越时间和机缘的基础。这个人物相信，人不可能回答“人性是什么”的普遍问题，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由于这个人能够将公共和私人严加区分，所以，人生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你想要认同于什么社会？想要成为什么社会的成员？一是你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前一个问题蕴含着你对其他人类的义务，后一个问题指向你对你自己的义务。
《哲学、文学和政治》由美国当代着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所发表的论文集结而成，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全面完整地展现了罗蒂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立场。其中既有罗蒂和德里达、海德格尔及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大师之间的论争，亦有罗蒂和昆德拉、狄更斯及布鲁姆等文学大帅的对话；既有罗蒂对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全办位阐发，又有罗蒂对哲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之问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的梳理和展望；既有罗蒂对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左派和文化左派之间关系之嬗变的历史叙事，更融入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一贯关切。罗蒂在这些论文和访谈中不仅表现出了对以爱默生、惠特曼和杜威等先贤的思想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的自信，表达了以往圣先贤的理想为指导重建美国人及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宏伟目标，同时在对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领域诸多问题的论述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实用主义立场。罗蒂不仅以其对分析哲学的有力批评而成为当代美国哲学界新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同时作为哲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罗蒂着作的通俗易懂和作品体裁的不拘一格，持续地吸引着所有对哲学、文化和政治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在哲学方面，泰勒斯拒绝倚赖玄异或超自然因素来解释自然现象，试图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他提出了水本原说，即“万物源于水”，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什么是万物本原”这个哲学问题的人。并被称为“哲学史上第一人”
在科学方面，泰勒斯曾利用日影来测量金字塔的高度，并准确地预测了公元前585年发生的日蚀。数学上的泰勒斯定理以他命名。他对天文学亦有研究，确认了小熊座，被指出其有助于航海事业。同时，他是首个将一年的长度修定为365日的希腊人。他亦曾估量太阳及月球的大小。
泰勒斯影响了其他希腊思想家，因而对西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些人认为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是泰勒斯的学生。早期的消息来源报道，一个阿那克西曼德的比较有名的学生，传说毕达哥拉斯早年也拜访过泰勒斯，并听从了他的劝告，前往埃及进一步他的哲学和数学的研究。
许多哲学家遵循的领先优势在寻找解释的性质，而不是超自然的其他人回到了超自然的解释，但他们措辞哲学的语言，而不是宗教或神话。
在天文学方面，泰勒斯作了很多研究，他对太阳的直径进行了测量和计算，结果他宣布太阳的直径约为日道的七百二十分之一。这个数字与当今所测得的太阳直径相差很小。他在计算后得知，按照小熊星航行比按大熊星航行要准确得多，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那些航海的人。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和研究，他确定了三百六十五天为一年，在当时没有任何天文观察设备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发现是很了不起的。在天文学领域，他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正确的解释了日食的原因，并曾预测了一次日食。不过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泰勒斯是怎样预知日食的呢？
后人做过种种推测和考证，一般认为是应用了迦勒底人发现的沙罗周期。一个沙罗周期等于223个朔望月，即6585.日或18年零11日（若其间有5年闰年则是18年零10日）。日月运行是有周期性的，日月食也有周期。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假如某个朔日有日食，18年11日之后也是朔日，而日月又大致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因此很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现象。不过一个周期之后，日月位置只是近似相同，所以能看见日食的地点和日食的景象都可能有所变化甚至根本不发生日食。泰勒斯大概知道公元前603年5月18日有过日食，所以侥幸猜对。当然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没有统一的定论。
据说，一年春天，泰勒斯来到埃及，人们想试探一下他的能力，就问他是否能解决这个难题。泰勒斯很有把握地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法老必须在场。第二天，法老如约而至，金字塔周围也聚集了不少围观的老百姓。泰勒斯来到金字塔前，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面上。每过一会儿，他就让别人测量他影子的长度，当测量值与他的身高完全吻合时，他立刻将大金字塔在地面的投影处作一记号，然后在丈量金字塔底到投影尖顶的距离。这样，他就报出了金字塔确切的高度。在法老的请求下，他向大家讲解了如何从“影长等于身长”推到“塔影等于塔高”的原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相似三角形定理。在科学上，他倡导理性，不满足于直观的感性的特殊的认识，崇尚抽象的理性的一般的知识。譬如，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并不是指我们所能画出的、个别的等腰三角形，而应该是指“所有的”等腰三角形。这就需要论证、推理，才能确保数学命题的正确性，才能使数学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和应用上的广泛性。泰勒斯的积极倡导，为毕达哥拉斯创立理性的数学奠定了基础。
对泰勒斯来说，水是世界初始的基本元素。埃及的祭司宣称大地是从海底升上来的，泰勒斯则认为地球就漂在水上。
泰勒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万物有灵。”根据这一学说，连石头也是有灵魂的生物。泰勒斯向他哲学上的对立面毕达哥拉斯反复强调说：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而又正是灵魂才使一切生机盎然。这一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