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绝不能接受。

见面的时候，必须向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请求收回成命。

“舅妈说了，您以后就要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做事了，这是一个能够发挥大作用的岗位，是组织内其他同志无法替代的优势。”

听到这句话，杨崇古沉默了。

感到了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怀，更感到了肩膀上担负的责任，如同泰山一般沉重。

是的，经过1934年、1935年血的洗礼，组织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早已支离破碎，一蹶不振了。

所有这些，都是拜于复兴社特务处和党务调查处同行们所赐。

更是拜于组织上那些信仰不坚定的叛徒所赐。

也是拜于组织情报结构上的不合理，耳目不聪。

沉痛反思之下，终于找到了致命的原因。

组织在安插和渗透到敌方阵营的工作成果，太微乎其微了。

在敌人关键的部门，关键的岗位，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同志。

每当厄运来临时，组织无法得到有效预警，无法得知敌人的围捕方案，只能是被动挨打，损失惨重……

可喜的是，组织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短板。

指示方汉洲重建沪市的情报网，优化组织结构，精心物色人员，稳步布一个大局，强化敌方阵营的渗透工作。

而自己就是其中有幸的一员。

“水根，接下来你具体的掩护身份是什么？是做这个吗？”

水根回头一笑，说道：“不是这个，是鞋摊。”

“这个车子是我从老乡那里临时借来执行任务用的。”

“他生病在家躺着，车子也闲着没有收入，怪可怜的，我就给了他几块钱，说我的鞋摊最近生意不太好，临时拉车赚一些快钱，其实用来接您。”

“谢谢你，水根。”

杨崇古眼睛模糊了起来，心里暖暖的。

“鞋摊我已经选好了，就在程记钟表店对面，你在二楼住着的时候，从窗户里一眼就能看见我。”

这个方法非常好，两个人视野上互补盲区，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

相互照应，暗中提醒。

“那下雨了怎么办？”

杨崇古想到了极端天气的情况。

“您还不知道吧，在对面新开了一家“福客来”酒楼，是原来住家户搬走了出让改的，正好与钟表店对门，经营着川菜，生意火着呢。”

“我已经与饭店里的徐老板协商过了，每个月给他五元法币，我的鞋摊就摆在饭店门前的屋檐下，下雨下雪了都不怕的。”

杨崇古暗暗赞许水根想的周到。

但是，心里还是暗暗担心着，马路的对面突然来了一个鞋摊，会不会引起有心人的怀疑？

杨崇古的默不作声，水根似乎猜到了他的担忧。

接着说道：“杨先生，您不用担心，原来的位置就有一个老头在摆鞋摊，后来他要回乡下老家颐养天年，我得知后就盘下了鞋摊子。”

“况且我想了，谁不想在饭店门口摆一个鞋摊啊，客人多保准能赚大钱。”

水根的安排合情合理，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掩护身份。

合情合理是做特工的必备素质，也是最难得的一种境界。

杨崇古替水根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了。

想到这里，他竟然有些不好意思。

“水根，你做的对，是我多虑了。”

“杨先生您太客气了，舅妈总是在我面前夸赞您，说您思维缜密，走一步路要先看前面的三步有没有陷阱。”

杨崇古会心一笑，说道：“你被骗了，我可不是神仙，就是一个普通人，那是方先生在抬举我。”

水根回头憨憨一笑，回道：“不管怎样，我就觉得杨先生很厉害。”

杨崇古没有沉浸在水根的崇拜之中不能自拔，而是有了一种想法。

一种与水根互动的想法。

水根的考虑已经很周到细致了，但是遇到突发情况时，两人该如何相互暗示和面对？

这是必须要事先约定好的。

“水根，你我既然做了搭档，我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约定，在紧急关头或许就能派上大用场。”

水根很干脆，说道：“杨先生，我是您的手下，您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你的鞋摊上要常备我的一双鞋子，平时我不会过去取，只有你感觉到了危险，或者你发现我身后有‘尾巴’，你就拦住我，或者上楼来给我送鞋子。”

“这个办法好。”

“还有……如果我在楼上受困不方便出来，就会在窗户上摆放一盆红玫瑰，你还是上来给我送鞋子。”

“如果我发觉有人盯上你，我就会在窗户上摆放一盆白玫瑰，你就收摊往对面的巷子里深处走，我会跟在后面帮你除掉‘尾巴’。”

“杨先生，最后一条我不同意。”

水根断然否决。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您，哪怕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应该做的，可您千万别因为我而暴露了身份。”

“我们是生死搭档，你必须听我的，这是命令！”

杨崇古试图说服水根。

“那也不行！”

水根的态度依然坚决。

“您的官没有舅妈大，舅妈是给我下了死命令的，我的生死不重要，重要的是您不能有任何闪失。”

“路”已经被水根堵掉，杨崇古只能回走，再想规劝，也就显得自己太婆婆妈妈了。

水根是直肠子，自己就不能一根筋到底了了。

杨崇古想了想，索性就岔开话题。

“那好我就听你的……不过，下面的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

水根嘴巴动了动，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你平时就待在鞋摊上，不要跟着我。”

“我不跟着您，怎么才能保证您的安全啊？”

“你一个修鞋的，老是跟着我还像是修鞋的吗？你就不怕被敌人察觉？”

“那我……我……就听您的，不过您自己要小心一点。”

水根支吾着，急的脖子都红粗了起来。

脸上的汗珠接着就哗哗地往下流淌着。

“遵命，我的水根同志。”

杨崇古轻快地回答道，调节着尴尬的气氛。

……

程记钟表店到了。

水根稳稳地停住脚步，用汗巾擦拭脸上的汗珠。

“两块钱。”

杨崇古从口袋中掏出五元法币，塞给了水根。

微笑说道：“不用找了。”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您是大好人。”

水根鞠躬感谢，有模有样。

杨崇古放下行李箱，站在门口打量着久违的两层西式小洋楼。

这两层小楼，是父亲年少时候，和母亲一同从乡下到沪市打拼一生所积攒下来的财富。

年老了，身体不行了，二老才再次回到江山县乡下颐养天年。

留下了这栋楼和孤独伶仃的儿子，一人在上海继续打拼。

睹物思人。

杨崇古思绪万千，翻江倒海，此时最想念的是父亲、母亲。

已经有五年没有相见了，除了在法国发出电报问候一声外，再也没有彼此之间的书信来往。

二老身体还好吗？

妹妹杨崇今也该长大了吧？

杨崇古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思念，眼睛再次湿润了起来。

“是小杨少爷吧？你回来了？”

钟表店老板程顺义，手推着鼻梁上的老花镜有些惊喜地上来问候。

“程叔叔您身体还好吗？”

杨崇古擦了擦眼睛，上前几步紧紧握住程顺义的双手。

“身体好着呢，就是眼睛越来越不中用咯。”

程顺义微微轻叹。

“杨哥哥好！”

一个半大小子从店里猛然跑了出来，灿漾着笑脸，站在程顺义的身边，搓着双手，略显拘谨。

“呦，程宝又长高了不少。”

杨崇古腾出左手，轻抚着程宝的脑袋瓜子，灿笑道。

程宝是程顺义的幺儿子，待在身边打打下手，帮忙打理店内的一切杂务。

父子俩接手并经营着这个钟表店，生意上一直还算不错。

钟表店原来是属于杨家的，程顺义是店里的学徒。

因杨崇古志不在此，杨家就把一楼的店面盘给了程家。

二楼和后面的院子里的偏屋留着给杨崇古生活。

院子有单独的小门，便于出入，不打扰前面门店的生意。

程家接手之后，后面隔了套间，做生活上使用，前面留做修理钟表门面。

然后，摘掉旧牌子，换上自己的程记招牌，按年交付房租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