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着将丁青打断，虽然不知道自己展露的笑容是否傻气十足，但我没有强装，是真有一种从内至外油然而生的释然和慰藉充盈着全身，流淌着抚平了内心的愁波。使我得以轻松地反安慰丁青：“我知道的，你不用道歉。你能主动告诉我我就非常高兴了。而且我认为你有应当写下我的名字，这样你就不会得罪孙静了。”

上课铃仓促地打断诉说，不过已经足够。丁青似乎仍放心不下，回座还一步三回头。

下午的班会课，黎老师盈步跃上讲台，傲然挺立地扫视了教室一圈。容光焕发的脸庞也预示着投票结果的昭然若揭。只见满面的春风将黎老师的发型吹拂得更加齐整，顺带轻快了语气：“投票结果出来了，获得最多票数的人的就是姜心！”

激动的声音让我都差点振臂高呼。而且几乎要喜极而泣的目光锁定到我，黎老师声音渐大，像极了港剧里的律师义正言辞地控诉罪者，又比发表颁奖说辞更激动更热烈地喊道：“姜心，你就是全班公认最坏的学生！你给我好好反思！写一份检讨书，要详细地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明天上课前交上来......”

投票结果公布前，我没有进行过多猜想，但并不代表忽略了它的存在。我刻意地回避无非是对既定的结果在没有公之于众前仍抱有一丝痴心的妄想。虽然详细的排名没有公布，但大家对排第二的人心知肚明。毕竟我们班女生比男生多，再加上有几名当班干部的男生，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不幸沦为得票率最高的那个。

随着控诉之声越飘越远，越来越模糊，我再次陷入到回忆和现实重叠的空间。我回想起小学时，同样在喝彩声中收获的张张红艳的三好学生奖状。自己那时不仅成绩最好，又常帮成绩差的同学补课，还次次排解同学间的矛盾。每次有同学生病呕吐，我都是第一时间抄起簸箕去装煤渣掩埋并清理呕吐物。我记得很多同学的作文里的好人好事大部分是以我助人为乐的事迹为素材。我记得每次从家长会回来，我妈脸上的红光总是明润又骄傲；我记得每年成绩报告单上，老师给我最多也是最长的评语和嘱托；我记得小学最后一节课，两位老师把我单独叫进办公室，谆谆教诲并询问我的理想，问我将来是要考北大还是清华。虽然现在听起来更像笑话。

即使到了初一不再独拔头筹，班主任林老师仍一直悉心鼓励，我的成绩也能维持在年级四十名左右。可转眼间自己怎么就一跃而成班上最坏的学生了？虽然下降到全班第四十名。我想不通，我做的事，说的闲话，熊熊、梁岸吉、牛奶都做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遭受到区别的对待？我真是罪无可恕的坏学生吗？

直到现在我已然找到黎老师看不惯我的原因。我、熊熊、梁岸吉，牛奶是班上最活跃的四个，黎老师极度讨厌此类学生。但梁岸吉班上排名前几，黎老师肯定不会认为他坏，成绩从来都是学生最好的保护伞和挡箭牌。成绩好话多是个性活跃，成绩差话多是扰乱秩序；成绩好话少是沉稳是厚重，成绩差话少是呆板是痴傻；成绩好不来校上晚自习是需要安静环境，成绩差不来学校上晚自习是懒散怕管教；成绩好谈恋爱是自律懂分寸，成绩差谈恋爱是没心思学习。

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偏激，有失偏颇，但成绩好的学生确是更加自律和专注。但总不能只依据成绩好坏来评判一名学生吧？就给他完全定性吧？也不能只一味批评而不加以引导吧？总有一类人是需要鼓励的吧？不然因材施教的观点是怎么被发现和认同的？

对于成绩一样的我、熊熊还有牛奶来说，为什么只有我被黎老师专门针对呢？首先，熊熊他爸和黎老师是同乡，俩人有来往，这也说明了黎老师为何会叫熊熊补课而不告诉我。至于牛奶，那原因更简单，他爸不仅社会地位最高，还经常找黎老师沟通情况。而我爸正处事业上升期，并且提出初中以后要全面接管我的学习及生活，我妈便不再过问。但实际上我爸也没多少时间与我交流，多数是在出成绩后才询问一下考试情况，或偶尔来校探上课情况。所以我倒霉地被黎老师选定。

第二天交完检讨，我对黎老师已经不再惧怕了。同时，我的所作所为甚至让关心我的老师也大失所望。语文课我闹得更欢、聊得更大声。人总是这样在包容里放肆，我也只敢在在郑老师的课堂肆意妄为了。郑老师无奈地摇着头，一幅恨铁不成钢地叹惋。他让我罚过几次站，有时还让我去操场上冷静冷静。当时我居然脑残到以课堂获老师批准外出为荣，认为这是一种对我才有的偏爱，异常值得自豪与骄傲。

还好我的生活不是只有透顶的失望和阐述不完流之不尽的惆怅。它总会留有余地地也给我留存美好的一面，至少不让我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