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回到怀江，每次往家打电话，沈秀兰就先是给我报道张新梅婚事的新进展，很多时候无甚进展也要重复上次的状况，然后表达对人家这件事情如何顺利如何圆满的羡慕之情，最后话题自然落到我的个人问题上。

那时候我处在一段孤单的“空窗期”，被她说的烦不胜烦，更是觉得自己形单影只，可怜巴巴。

几次电话催婚之后沈秀兰看我毫无进展，就开始盘点我们学校的未婚男老师。

但这怎么可能呢？

我那时候内心里最受不了的就是跟同一家单位上班的人结婚。在心理上对这种情况我是非常排斥、坚决反对的。具体又说不上来为什么，大概是怕吵架时或者哪天撕破脸时互相揭短会让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的不体面吧？

关于婚姻，我从一开始就不乐观，嫁给互相爱的人，一辈子恩恩爱爱到白头，这种事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沈秀兰和张明德一辈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大事吵小事也吵，张明德不止一次地在沈秀兰不在家时说：他这辈子跟这个女人结婚真是瞎眼了！

沈秀兰在我们小时候时不时就会抱着弟弟抹眼泪，说要不是我们俩，她早从这个家走了！显然她也知道她要是带着孩子——哪怕只带一个孩子出走，也是难以养活的。

弟弟从小就显示了人家的高情商和聪明的头脑，他这样劝说沈秀兰：“妈妈，你别伤心了，你别丢下我们走，等我长大了挣了大钱我带你到远远的地方去生活，让你过好日子。”

这些话是沈秀兰的精神食粮，愣是支撑着她度过了在她看来难以为继的苦日子。

假如我跟同一个单位的人结婚，吵成父母这种样子，成了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丢不起这个人。

国庆节之后，领导又派我出去带实习，还是在庆明，还是老地方。

躲避催婚，加上出差事多，我跟家里的电话变少了，由以前的每周打一个，变成两三周甚至更长时间打一个。

反正这个节奏都是由我掌控，我不打，他们是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

这倒变成了一件好事。

我到了庆明的实习基地，把学生和自己的住宿安顿好，把学生交给基地上负责接待实习的田师傅，我叫他田老师。我跟田老师一起组织学生展开了实习安全教育，然后由他把学生分配到每个班组，再由各班组长将每两名或三名学生安排一位资深的师傅，这样，学生实习这件事就算是步入了正轨，他们每天在上班时间跟着师傅学习即可。

之后我每两三天查一次寝室，每周开一次班会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就可以了。

由于见习期我就跟领导一起过来带过一次，所以这一次流程都很熟悉了，我独当一面，干的也是有模有样，一切都按部就班正常运行。

一天下午，龚玉强给我打电话，我一看有点纳闷。单身宿舍的年轻人即便不是一个部门的谁不知道我出差带实习去了？

我接通电话没好气地说：“喂，龚老师啊，想找我打乒乓球吗？我没在学校呀。”

龚玉强在电话那边哈哈大笑，用他们家乡话说：“小样儿吧，谁不知道你没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