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元首希特勒 读懂了华夏国的态度。
在华夏国急需国际军援以应对狼子野心的东洋国之际，由于美英法等西方列强不积极作为，华夏美英列强的实质性援助，积极争取德国军事合作和援助，就是现时华夏国府最紧迫的利益驱使。
这几年中德的友好合作愈发紧密，形成了互利互助的良好效果，双方都很满意，华夏的军事整顿、装备水平和经济实力大涨。但是图谋华夏国已久的东洋国对此非常不满，抗议并要求德国撤出对华夏的援助。
希特勒的目标是欧洲大陆，东进西扩。东进的目标直指东欧平原，尤其最想要获取的是谷物和高加索地区的能源，苏联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强硬对手。
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是德国和东洋国共同的敌人，这是他们寻求联合的契机，他需要拉拢东洋国在远东拖住苏联后腿，以削弱和制衡强大的苏联。
他也需要东洋的海军在太平洋牵制美英的海上力量，使他们无暇顾及欧洲。
虽然希特勒一向对东洋民族评价不高，也认为东洋对自己合作伙伴华夏国的侵略行为非常卑劣，但东洋国在远东的扩张对美、英、苏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形成一个巨大牵制效果。
政治毕竟不是个人好恶服务的，无论怎么看，他也不可能撇开东洋。在他的眼中，东洋正是一个可供德国利用的工具。
希特勒打得一手好算盘，他需要华夏丰富的战略资源和庞大的工业品、军需品销售市场，也需要东洋在远东牵制欧美列强。
同样的，华夏和东洋两国自然也有各自的战略目标和策略。
三者各怀心思，各有打算。
德国与华夏、东洋两国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36年11月，德日在柏林签订《反C.P国际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有点脱实向虚，没有实际性的措施，不像与华夏那样进行经济、军事上的深入合作。
然而，德日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已走得越来越近，两国关系日益升温。在此过程中，是否承认东洋一手把持的傀儡伪满洲国，成为德国对华、对日外交关系的一个考验。
希特勒采取了两不得罪的办法，德对伪满只开展一般的商贸关系，不涉及政治性的涵义，这样既拉拢了东洋，又不过分刺激华夏。
但希特勒也明白，这已触碰到了华夏敏感的神经，在华夏国内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对华德关系增加了更多不利的变数。
这也是为何近来华夏一反以往忍气吞声、逆来迁就的惯常做法，对德作出强硬应对的姿态吧。或许他们也意在提醒自己，如果东洋的侵略得不到有效遏制或华德合作发生变故，华夏势必扩大对美英、甚至对苏寻求援助。
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考量，希特勒对他的智囊团道：“仅限于贸易上之技术性交往，这对德并非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
意即经济和军贸合作继续，但保持政治立场上的中立，现在还没到在华日之间明确选择哪一方的时候。
不过希特勒也不愿看到华夏国府走上亲苏的路线及苏国在华夏国影响扩大的局面出现。更不想东洋在华夏国陷得过深而无从对苏联构成威胁，那样会迫使华夏转向亲苏，将会严重影响德三帝国的战略。
智囊团给他的提议是：近年来由于苏俄不顾华夏的一再反对和交涉将中东铁路出卖给伪满，这是对伪满的变相承认。并且又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对华苏关系造成危机，已促使华夏作进一步对日妥协、依德和日的打算。德应从中调解，促使华日两方赶紧停止对抗，避免节外生枝，尤其是避免苏联坐收渔利。
希特勒随即指示驻华大使陶德曼对华夏国府表示：“德国不会抛却以往对华友好互助的立场，并且德有意从中协调，为华日两国和解进行斡旋。”
这对华夏是一个不错的提议，不管是主军的蒋还是主政的汪，都认为凭一己之力一时还无法抗拒横暴的东洋，一致同意寻求对日谋和。条件就是东洋必须停止侵略行径，恢复到九一八之前的状态，这是迫于极大的现实压力之下几近破釜沉舟的试探。
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东洋人当然不肯放弃到手的肥肉，不但不愿意放弃蚕食华北，更不会愿意归还东北。东洋人的条件是华夏国府须承认伪满、蒙政权，在华北设立非军事区并且委派亲日分子出任华北行政首脑。
蒋、汪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违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意愿，自然不会同意这个条件。只是华夏必将国力太弱，内外未靖，国府只得仍抱着“国际调解、和平解决”的幻想，继续尝试以妥协求得暂安的路线。
三国各打各的小九九。
面对巨大的分歧，尽管德驻华夏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努力斡旋于金陵和东京之间，但希特勒一心寻求的“从中调解、三方友好、一致反苏”这一战略意图，最终也只能是有始无终，渐渐沦为幻想。
宋鸿飞自带开挂的上帝之眼，兼之他身处其中亲历了某些历史上的大事，结合自身的所见所感，他对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洞烛千里，总能独具慧眼般得出令人叹服的精准判研和高明见解，许多独到的见解被国府最高层采纳。
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从日后的走向来回顾，他的分析判断可称为神预言。
平时里与他接触颇多的宋子财、张文白、俞大维、徐庭瑶、杜光亭以及教导总队的桂率真等人最爱和他谈论时局，每每总能茅塞顿开，无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惊呼他真是料事如神。
金陵，丁家桥， 陆军交辎学校。
宋鸿飞来给装甲兵讲机械化作战战法战术课程，课后和往常一样在校长办公室里与徐月详、杜光亭讨论时局和装甲兵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