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总部在香港，老板们都是香港人。工厂是做各种电子玩具，生意特别好，在当时算是流塘的大厂了。厂里有4栋楼，一栋是重要生产线的生产车间加上我们这层办公室，一栋是仓库，一栋是PMC、工程部、品管部等部门的办公楼，一栋也是生产车间。

我们的办公室在4楼，有一个会议室，3个独立办公室分别给生产部经理、大老板和二老板。外面摆放着十来张办公桌，坐着财务、采购、老板秘书、厂长、车间主管等人，也包括阿莲和我。

何姑娘是香港人，那时候能说好普通话的香港人非常少，所以大部分打工人为了能和香港人相处，都说粤语（但是他们喜欢用白话这个词代替）。

何姑娘当时是单身，谁也不知道她以前是否结过婚，香港人称呼单身的女人就是“X姑娘”。何姑娘是生产部经理，下属还有车间主管、IPQC主管等主管。那时候你只要一听工厂里面的“XX经理”，基本上都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大陆人能坐到主管职位基本就到头了。袁大哥能做上经理，除了自己能力超群外，工厂是美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阿莲是何姑娘的秘书，快到三十了，也没结婚。但是她是广东人，所以大家还是按照广东的习惯，在名字前面加个“阿”这样的称呼她。

她的级别是高级文员，但是她只有高中毕业，靠着努力在这家工厂从车间的普通工人再到拉长，再到秘书，一路熬上去的。所以她在面试后定级时特别担心我取代她，劝说何姑娘不要把我定级为“高级文员”，和她同级。

但是那时的我被下岗憋着口气想挣钱，想学东西的的心情控制着，压根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她试探了几天，看到我安于现状，也放心下来，开始耐心地教我，甚至连发现我电脑操作生疏时都不放在心上。

我从何姑娘房间出去后，阿莲就带着我和办公室里的人介绍起来。十几个人，都是“阿X”啥的名字，加上他们的部门，我的脑袋和浆糊一样，混混屯屯的。最后介绍那天面试时给我试卷的女孩，我才知道她叫“阿香”，是大老板秘书的助理。后来接触后才发现她其实挺高傲的，能够对我好些是因为她也是宜春人。

整个办公室，除了我们俩，其他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们在办公室都是讲粤语，包括阿香，因为她从初中毕业就来深圳了，粤语讲的非常好。

然后阿莲又带着我下到各个生产车间，和各个拉长（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有个组长，因为生产线的英文单词是Line，因此被称为拉长）见面，因为我以后的工作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有些人态度好，有些人态度很差，反正我那天脑袋就是浆糊，阿莲介绍时我就是望着人家笑和点头。最后我见到了袁大哥的同学，阿莲叫他“高生”。原来他是IPQC（过程质量控制）的主管，他没有说话，就是对我笑笑，点点头。

后来我发现工厂里面除了广东人，有非常多的宜春人。有次看报纸说当时宝安内地打工者里面有四成是宜春人。

那天下班后，我明白到如果我想做好这份工作的话，必须学习讲粤语了。虽然在大学时，因为喜欢唱歌，尤其是粤语歌的原因，我知道一些字的粤语发音。但是真的要把它作为一门语言来讲，难度挺大的。好在那时不管是在工厂里面还是外面，都是说粤语。这些压力逼迫我在三个月后就可以结结巴巴地说句子了。说来真惭愧，在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都不会说家乡话，居然学会了粤语。

因为阿莲介绍时，只口头说我叫阿鹰。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鹰是那个英雄的英。写给我的便签纸都是“阿英”。阿莲更偷懒，明知道我的名字，说写那个字太麻烦，就写英雄的英。慢慢地，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名字，我每天都被人阿英阿英的叫着。

厂里要求上班时间必须穿着工服。而外面把除了穿深蓝色工服(高级职员）的女人都叫厂妹。我也成了千千万万厂妹中的一员，匆匆地开启了我的厂妹生活，开始慢慢地习惯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