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我挠头，有点头疼，转眼看向老公。

“这样吧，我们这边和律师也讨论下。晚点给您回个电话好吧？”老公看着我的样子，回复道。

“怎么办？降点？”挂了电话，我望着他说道。

“这事看你的意愿。是想早点结束还是为了那口气继续和他们争。”

“你要找律师说啥？”

“不找了吧。律师也不会给你啥明确的建议。我觉得他好像无所谓我的官司，毕竟钱少，而且也不是他的主业。不是因为两家有点关系，估计人家都不太愿意接。”

“哎，和他们打交道这么多次，我发现都是律师在整这些事情，根本不影响公司的那些人。出啥气呀？到现在，只有我被他们影响。算了，能调解就调解吧。那就降点吧。”

我又找出我的诉求，简单再算了算，看看有没有一些没太大把握的地方。砍哪个都肉疼，最后想了想，我咬牙说道：“再降个2万吧。”

老公看了看：“这么点呀，他们肯定不肯啦。要不这样吧，你真想调解的话，别算来算去了，就降个5万吧。”

“啊！这么多！”我吓一跳，这可是我以后生活的钱呀！

“2万块你觉得有用吗？”

“哎！差了3万，对我来说很重要呀！而且公司根本不缺钱！那个股票天天涨，我以前都卖早了！后悔死了！”

“哎，你怎么又扯到股票的事情上去了。以前就说过，你公司有国资委撑着，而且时不时抱抱各方大腿，还是不会亏的，让你留着。你说不想去看，会想到那些烂人，就要卖。当时就告诉你，卖了就不要去看了。人家有人家的道场。”

我撇过头去，不理他。

“虽然你公司不缺钱，但是降2万用处不大。算了吧，我还在工作呢，别担心了。降5万，我们诚意到了，调解员也好去和公司谈。”

“好吧。”说的挺有道理，我无奈地点点头，打电话告诉了调解员我们的决定。

调解员对我这么大的让步有点诧异，但也充分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信心满满地答应我去和公司好好地谈谈。

然而第三天，她很气愤地打电话过来：“XX，你公司太不像话了！毫无诚意！那天你和我说完，我就打了律师的电话。律师说他赶紧和公司汇报。结果一天都没消息。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公司没有回复。我就直接找HR负责人，那个人说降得太少，领导不批。问他领导的预期，他又说领导没预期。”

“哎！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这种德行。就是故意拖时间，或者让我无底线地自降诉求。”

“你这个案子到今天我已经介入一周多了，我也彻底看明白了。他们这样对待自己员工，尤其还是癌症病人。说自己是国企，国企根本不是这样干活地呀！你继续打官司吧，别对他们抱有啥期望了。我这边帮你推进下，看看能不能早日开庭。”

“好吧。”这个结果让人失望，但是想想又不意外。我们觉得的很大让步，对于公司的那些人来说，压根不是什么让步。他们也许还会觉得现在这样对待我，对于我这种“闹事”的员工，远没有达到他们要的效果呢。

这次调解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个调解员的风格和以前接触的那几个调解员风格迥异。其他调解员都是云淡风轻地，像我们对待日常的工作一样波澜不惊，按部就班。而她就有点像个初入职场的新人，还有着满满地正义感和同情心，说话做事风风火火，让我对调解员的态度有了不小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