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谁也没有了。原来我觉得我谁都有，天下也都觉得我要谁得谁，世界上最美的美女都被我一网打尽了，甚至有说我左拥右抱的，恨不得说我拥有皇帝那样的三宫六院。可是，我现在还有谁呢？我不知道应该或者可以到哪里去了。我被徽徽的短信燃烧起来，燃成了灰，从死灰里要重新燃起来。可是死灰还是死灰。我还是死灰，一个或许有人疼但肯定没人要的死透了的死灰。

所以我又出洋了。死灰要出洋了。这是我第三次出洋。

我去了英伦，去了德国，去了意大利，最后还去了印度，探望病榻上的忘年老朋友泰戈尔。

在德国，柏林，我去了当年跟幼仪签署中华第一份离婚协议书的房子那里，也就是幼仪和我的二儿子的故居。我的二儿子，我的心痛了一下。痛在深处，很深的地方。那时候我没有痛过。那时候我心里全是那淡蓝色的衣裙，徽徽的，在风里飘着的，在康河边，伦敦桥塔下飘着的，把我心的天空飘得上面全部淡蓝，下面全是彩霞。我是在那淡蓝色飘拂下的霞光里第一次吻了幼仪的，西式的那种吻。可能这就叫滞后效应，这种痛。有小报说，徐志摩的二儿子是被徐志摩害死的。当然这话是不带引号却带着引号的。该小报的解释是：徐志摩的二儿子小小地就病死，是因为体质不好；他体质不好，是因为他的母亲怀孕时心情不好；他母亲心情不好是因为徐志摩要跟她离婚。所以，这个小小的二儿子之死是徐志摩造成的，或者说是徐志摩害死的。我本来对这样的报导是一笑了之的。这也叫逻辑？可是它，在我现在想起来时，却扎了我的心。后世有人说我是人渣，我本来也是一笑了之的。可是现在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尽管顶多只有一丝丝道理。就象适之对我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幸福是把双刃刀，追求幸福也有光明和黑暗两面，前面是光明，后面是黑暗。后来的事情似乎印证了他的话。尤其当飞机的一个金属块插在我脑门上时，那也飘着的，在蓝色里飘着的。那把刀还真的来了，来到我的脑门上。飘着。

在淡蓝色的天空下面。我看到了柏林，这栋房子，甚至那我只见过一次的稚嫩的小脸。我想起来了。虽然没有真实的印象，我只记得稚嫩，只记得这两个字。真的是这样的。在脑门上蓝天下飘着金属块时，有过这么一个瞬间。

在柏林，我写下了《婴儿》一诗，我写道：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沈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沈酣的/快感……

这是我写下的最现代的诗之一。其实，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为什么这么写，我甚至没有去深思我写的是谁，或者是什么。应该是我，应该不是我。很久以后我才有那么点隐隐约约的感觉，好象跟我在柏林忽然被扎到心里去的那个痛有点关系。至少有那么一点。那倒不是后悔。追求什么，就不要后悔什么别的。可是追求什么却会留下什么别的。

在意大利，我去了翡冷翠，就是其他人翻译成佛罗伦萨的那个美丽的城市。翡冷翠是我的发明，就象法国枫丹白露这个地名是朱自清兄在我发明的基础上修订出来的那样。在翡冷翠之夜，我写下了《翡冷翠之夜》。这是一首饱受称道的诗，甚至有评论家说此诗不亚于《再别康桥》。里面有这样的诗句：

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这阵子我的灵魂就象是火砖上的/熟铁，在爱的槌子下，砸，砸，火花/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我很乱，一个失恋者，乱得很。诗里的“你”，是小曼，但有时我又觉得是徽徽，写的时候也是这种混乱的感觉，两张美得不能再美的脸在我眼前此起彼伏，让我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不知所从，心里却又甜得滋滋的，甜得辣辣的，辣得眼泪都能流出来，有时候还真的流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