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如果他没留在书房，刁难仆人给自己送冰淇淋，冰沙和冰饮料，那一定就是在花园里摆弄自己的天文望远镜——直到那些和汽车鸣笛一样的蝉鸣毁掉他对室外的耐心前，他都可以专注在北半球的明朗夏夜中，遥望漫天闪烁的星辰。

到八月底，秋日的凉风终于拂过花园，吹走那些恼人的昆虫时，连他自己都惊讶于适应新生活的速度，没有某音，某手和粉红色应用，又没有政治，经济和立法的生活完全不像他想得那么无聊，如果他不是拿破仑，刚被赶下野，又要被流放到热带去的拿破仑·波拿巴，那他完全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但现实总是要把他拉回去，像地心引力那样。每天下午去翻看报纸的时候，他都要靠那些点心，甜食，咖啡，才能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软糖从一碟变成了三碟，蜜饯从法国本土拓展到整个地中海，

当他看到梅拉斯和阿伯克龙比指挥英奥联军，围攻马赛时，他竟然在家里摆了个圣母玛丽亚的铜像，求仁慈的圣母让贝尔纳多特尽快倒台，等莫罗在南德意志的黑森林中取得胜利后，他又把铜像请了出去，放在花园东南角最阴湿的角落里和雨水作伴。

比起不可一世的波拿巴皇帝，他觉得自己和那个自称路易十八世的普罗旺斯公爵一样，都是已经输光筹码的赌徒，蹲在他人的赌桌旁边不停祈祷，寄希望于桌上其他玩家的胜利，可以把自己也连本带利地赎回来——可普罗旺斯公爵起码有祖上的光环，他波拿巴只是“一介僭主”，就算走狗屎运，国家也会是他的，而不是自己的。

入秋后，政府对他的看守愈加严密，从十二小时换岗变成六小时。写出的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靠贿赂看守才能过关，

一天，雨下得很大，书房的白椅子前点着三个小蜡烛，看着就像墓碑一样惨淡，拿破仑就着微弱的烛火，把妻子约瑟芬寄来的第一封信小心拆开，从火封到信封拆得一丝不苟，

“敬爱的拿破仑·波拿巴先生，我想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约瑟芬在起头这么写道。

往后的内容拿破仑没有看，他用汉语低声咒骂着约瑟芬是个该死全家的烂货，骂到喘不上气时，他取来油灯直接把她的信丢到灯里，又把灯灰专门倒出来，踩在脚下磨来磨去。

雨越下越大，风越吹越急，巴黎的气温急速下降，拿破仑在风雨的声声嚎叫中“惊喜”地发现，即使离开了自己这位伟大人物，法兰西共和国也并非无法运转。冷雨这些天来平等地席卷了阿尔卑斯山，劈头盖脸地浇在奥地利军队头上，道路结冰与牲畜受冻严重影响了大军后勤，使其不得不回返意大利。

在他的故乡科西嘉，一个宣称自己有“可靠渠道”的小报表示，萨丁尼亚国王卡洛努埃莱四世和奥地利起了严重的外交冲突，前者不想看到哈布斯堡家族霸占意大利，更可靠的法国小报也称普鲁士的威廉四世准备与北德意志作壁上观，两不相帮。

过了几天，同一个小报开始大肆渲染“莫罗将军在德意志的大胜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干涉的任何可能”，国家公报也正式宣布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将出面调停冲突，各方不日将于维也纳进行谈判。

最后，又是一个大风呼啸的雨天，拿破仑就着死气沉沉的灯，看到《国家公报》上的最后判决：英国人在会议上表示，只要法国愿意撤出埃及，英国就能保证共和国的海上航运，

利益交锋现在彻底离开了战场，回到了谈判桌上，这意味着拿破仑·波拿巴彻底完了，他不但无法靠攀外敌高枝复位，还很快就会被共和国诸公像个黑奴一样装上船，运到某个离欧洲远远的，可能长着一百万个疟疾患者，一千万个霍乱传染源，还有一千亿只蚊子的穷乡僻壤，让他在那死于某种待命名的出血热。

当花园中的绿叶开始转黄，一片片沉进雨水时，拿破仑感觉自己和这些叶子也没什么差别。

直到9月20日清晨，阳光才终于透过窗帘，照亮床头，床尾和床上蜷缩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