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小峰去了深圳，芸姐和公婆就天天盼望着他的消息。不久王小峰就来信了，他说，在深圳找工作确实很容易，许多工厂、公司都在招工，香港的，台湾的，日资的，韩资的，欧美的都有，需要的人员也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不论男女、学历都能找到工作；但大多是手工劳动或者重体力劳动的活，脑力劳动的工作都要大学学历。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所以很难找到合意的工作。他暂时和赵明一起在一家台资老板的电子厂打工，收入是按件得资，他初做，技术不熟练，每月只能拿七八百元；再过一两个月技术熟练了，就能拿到一千多元，半年后技术熟练了，就能和赵明一样拿两千多元了。他说虽然忙碌，心里没有负担，精神却很好，请家里不要挂心。

有了小峰的确切消息，芸姐和公公婆婆都放心了。小峰在深圳打工了，看来一时半会回不来，到县城开店的事只好作罢。芸姐把小峰打工和不再考虑在县城开店的消息及时告诉了我；我又告诉了父亲，叫他暂时不要为王小峰租赁店铺的事操心奔忙了。芸姐回到娘家，把小峰打工的消息同样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埋怨她说：“是你得罪了李乡长家，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是当时同意了李乡长的亲事，哪里会有这种事发生？”芸姐说：“我宁愿嫁给小峰，也不愿意嫁给那种下流痞子，他除了会打架、闹事，还会干什么？小峰不做生意，到深圳打工，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块！”她爹妈说：“现在，小峰在咱们乡是无法做生意了，也只好到深圳去打工，离开小李远远的，他就无法找麻烦了。”他们随后又问：“小峰到深圳打工去了，你干什么？”芸姐说：“我又不识字，能干什么？回家种地呗。不过那么多地，我一个人也忙不了，回给我一半就行了；收的粮食够吃的，小峰每月再寄些钱来，生活照样能过得不错。”她爹妈说：“这样也好：平时，你和你婆婆干干，农忙时，叫你两个弟弟过去帮你忙忙，既不会太累，也有事干了，不致闲着无聊。”

不久，夏收夏种开始了，芸姐和婆婆一起投入了紧张的田间劳动，家务活交给公公。芸姐重新当农民，在街上站柜台卖货时穿的服装自然不能穿了，她又穿起劳动时的衣服。每天早起晚睡，忙收忙种，又有两个弟弟帮助，农活也没有落后，只是多劳累些。

一个月后，小峰又来信了，一来询问家里夏收夏种的情况，二来说他不打算在电子厂干了。因为电子厂的劳动时间太长，每天干十个小时，有时赶活竟达十二个小时，他感觉身体受不了。他打算重操旧业，去做生意，自认为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办法的。对于小峰去做生意，公公婆婆都表示支持，说他自幼读书，身体瘦弱，不惯劳动；做生意，读的书也能发挥点作用。芸姐也认同小峰经商的能力。于是叫弟弟给小峰写了回信，说明家庭的情况和支持他经商的意见。

可是接下来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收到小峰的来信，不知道他是否仍在电子厂做工，还是去做生意了，做生意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没有小峰新的通信地址，她仍旧往电子厂去了一封信，可是不久信就被退了回来，说此人已不在电子厂。没办法，她只好又给赵明去了一封信，问他小峰干什么去了。赵明回信说，小峰离开电子厂已经两个多月了，说是去做生意，至于做什么生意，情况怎么样，他一直没有见到小峰，也无从知道。这下，芸姐和公婆都担心起来，又无处打听，只得耐心等待，其间难免有种种猜想，好的，不好的，都有。

接下来是秋收秋种，芸姐一边忙碌农活，一边还挂念着小峰，常常和爹妈、公婆以及两个弟弟说起小峰的事。他们除了各种切合实际和不切合实际的猜想，就是摇头叹息，也没有别的办法。她爹妈不免又埋怨她不该和小峰结婚，说王小峰是个不能吃苦耐劳、又不安分守己的人，靠不住。芸姐虽然不能完全同意父母亲的看法，到这时，也不免埋怨起小峰来：“你到底到哪里去了？也不来个信？走的时候，我再三叮嘱你，你为什么总是不听话？”但是，他在电子厂打工的时候是来过信的呀。现在去做生意了，就不来信了，说明他做生意并不顺利，或者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芸姐越想越担心，害怕，有时竟通夜不眠。田里还有农活要干，又总是忧心忡忡，一个秋季干下来，她不免心力劳瘁。

直到春节前夕才收到小峰从深圳寄来的一千元钱，却没有来信，只在汇款单的留言中写了两句话：“我很好，莫挂念。”寄钱的地址仍然是电子厂。小峰不是离开电子厂做生意去了吗，为什么地址还写电子厂？芸姐和公婆思来想去，最终估计小峰的生意一定做得不大，是流动性的，没有固定地点，或者只是摆地摊，所以只得照旧写电子厂的地址，因为赵明还在那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联系。也只好这么猜想和认为了。但不管怎样，说明小峰仍在深圳，生意虽然不是很好，起码是平安的，多少也能赚些钱，否则，哪能一次寄一千元回家？他们这才稍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