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不列颠国借口“亚罗号”事件，高卢国借口“马神甫”事件，组成联军，入侵华夏，企图扩大在华利益。

“亚罗号”本是一艘华夏商船，却悬挂不列颠旗帜，在广东海面从事非法走私活动。广东水师强行登船检查，不列颠人以此为借口向华夏宣战。

马赖本是高卢国的传教士，却在当地欺压百姓，凌辱官府，纵容教民为非作歹。新任知县秉公执法，判处马赖死刑。此为“马神甫事件”。

“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便成为不列颠国和高卢国侵略华夏的借口。

19世纪中后期，欧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华夏地大物博，又有四万万百姓，具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自不列颠于1842年打开华夏大门后，各国列强不满足于既得利益，处心积虑想要扩大华夏市场。

本来，两事件均错在洋人。但在当时“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下，不列颠国和高卢国反而认为华夏无理，纠集联军悍然入侵华夏。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在天竺加尔各答绝食而死。

1858年3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一同来往魔都，向华夏交涉战争事宜。

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清廷便责成两江总督会同魔都道台一起办理地方外交。当时的清廷保守成风，一贯强调外交公使要向皇帝行跪拜之礼，而外国公使则坚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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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同洋人打道，清廷不允许外国公使进京，并把外交大权下放给两江总督、魔都道台等地方官员。清廷对此洋洋得意，认为外国公使不得不与地方官员打交道，而地方官员是清廷的奴才、属下。

这样的话，外国公使也就降格成了与地方官员一样的奴才、属下。

清廷的这种行为无异于掩耳盗铃，却在无形中强化了魔都道台的地位。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都视外交为畏途，把外交事务推给魔都道台。魔都道台的地位也因此水涨船高。

外交大权本是一个国家中枢政府最重要的权能。清廷竟把外交大权交给一名地方中层官员，真是闻所未闻，滑天下之大稽。

1858年3月，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正在南昌督师。湘军李续宾部已经攻克湖口和小池口，尽破九江藩篱。九江指日可下，曾国藩踌躇满志。他地处偏僻，还没得到四国公使来沪的消息。

与外国公使交涉的重责，落在了时任魔都道台陈城的身上。

前任两江总督何桂清原躲在租界内，清廷已经将他革职查办。陈城嫌何桂清留在租界碍事，便亲自前往租界疏通关系，抓住了何桂清，将他押送进京。此举得到咸丰嘉奖。

四国公使来势汹汹，带来了六十来艘战舰。

陈城也不甘示弱，将正在杭州湾的长江舰队调回魔都。他照会四国公使，严禁四国战舰进入长江，严禁四国战舰靠岸、登陆，哪怕是租界都不行。

他援引国际公法，就连不列颠国、高卢国的商船也不得靠岸，否则以敌舰论处，格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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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舰队只有二十来艘战舰，规模远不如英法联军。所幸战舰上的火炮较为先进，具有射程、精度、射速、可靠性上的优势。

魔都市民见民军态度强硬，大有为华夏扬眉吐气之势，个个备受鼓舞，纷纷向民军建言破敌之策。

魔都地头蛇、大买办杨坊也坐不住了，向陈城大力举荐翻译。

杨坊很想借这个机会巴结陈城，他说：

“陈军长，最近小的洋行里来个名叫黄仲畲的广东人。此人曾在广州洋行工作多年，精通英文、法文，熟知洋人秉性。听说陈军长眼下正要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周旋，小的不揣冒昧，特向陈军长举荐此人。”

杨坊也是一片好心。

陈城便问他道：“外交谈判可是大事，关系国计民生，弄不好可要动摇国本。这翻译看似事小，实则决定能否准确领会对方意图。这黄仲畲的底细，你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