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农民占全部人口的约大多数。基于此，历代封建王朝无不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

但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是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持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历代帝王极力剥削农民。各级官僚表面上信奉“民贵君轻”的儒家学说，实际上却和地主阶级形成天然的同盟，并不真正关心农民的福祉。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玉米、土豆、花生的粮食作物的引入，国家人口激增。晚明时期，全国人口有近一亿人。到了乾隆年间，人口突破三亿。咸丰元年，即1851年，全国人口已达三亿四千万人。

尽管引入了高产量的粮食作物，但清王朝并未及时改进农业技术，结果反而使农民更加穷困。人口增多，便要开垦更多的荒地。几番刀耕火种之后，土地营养耗尽，土壤板结沙化，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洪水泛滥。

一旦遇到天灾，农民束手无策，官府又赈灾不力，于是乎大量农民沦为流民。对于这些流民来说，如果想活命，要么加入会党，要么落草为寇。

康乾虽称盛世，但徒有其表，人口虽多，民间却非常贫困。到乾隆晚年，国家已现衰亡之象。

论农民起义，举其大者有雍正年间苗民起义、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义、道光年间台湾张丙起义、湖南瑶民起义、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等。

到了咸丰一朝，捻子、太平军、小刀会、回民更是频频起事，令咸丰寝食难安。

在众多农民起义中，以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纲领最尖锐，威胁最大。究其原因，仍是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官府、地主剥削，希望通过拜上帝教实现“耕者有其田”。

历史告诉我们，太平军鼓吹“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以此吸引农民。但实际上，太平军并未将土地分给农民，反而实行“圣库”制度，将一切财物归公，实质上将所有财物收归以天王为首的少数勋贵。

火军初到铜陵，如果说成立复兴会是“修内功”的话，那么推行分田到户、争取农民支持，则是“练外功”。内外兼修，缺一不可。

1842年，不列颠国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廷开放魔都等五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

坐落在长江下游，且与魔都相距不远的铜陵，却和大多数县城一样闭塞，以小农经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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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三面环山，剩下一面为长江所隔，地理形势逼仄，人口也不繁盛。就军事价值而言，这里简直就是个“死地”。

既来之，则安之。要想解开经营铜陵这步“死棋”，首先便是推行“耕者有田”，争取农民支持。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查，陈城等人仔细推敲，以最快速度推出了分田方桉。简单来说，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但分田到户是件大事，关系到全县数十万人的生计。一旦操作失误，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会引起地主反弹。

陈城本人亲自主持“耕者有田”运动，先在老洲乡做试点。这老洲乡本是长江里的冲积沙洲，地界清晰，农业生产关系相对简单。全乡共有百姓九百余户，六千余人，共有耕地约一万亩，平均下来每人仅有地一亩七分。

实际上，老洲乡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张姓、刘姓两户大地主手中。这两家大地主共占地三千亩。另有中等地主八户，占地约二千亩；小地主约二十户，占地约二千亩；剩下富农约有五十户，占地一千亩；中农勉强温饱，近两百户，占地一千亩；剩下六百多户贫农、雇农，或无地，或少地，共占地一千亩。

对农民家庭成分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其占有的土地数量。一旦划分清楚成分，再统计出当地农田数量，分田到户就可以实施了。

不论是地主之前占有的土地是多是少，不论之前的家产是多是寡、是巧取还是豪夺，地主家的土地以外财产可保留十分之一，其余全部平均分配给当地的农民。

分配土地以人口为基准，乘以平均数。如果结过婚的夫妇离开父母，成立新的家庭，可以额外分给一口人的田地。此举是为了促成家庭原子化，避免形成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

地主、富农也要给其生路，将其视为普通农民参与分配土地。多余的粮食、马匹、铁器要充公，收归火军所有。其余的生产资料则分配给农民，无法分割的财产，诸如房屋、磨房等，则作为村集体财产，改造成学校、村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