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三月初四。
辽东，沈阳。
就在刘应坤和纪用等人将朱由校东拼西凑出来的那二十万两银子押到山海关时，范文程正拢着手，踩着泥地上未化的冰壳子，穿梭在满汉蒙三种语言交织的空气里，慢慢朝十王亭走去。
此刻他心里正盘桓着一项重大决定。
范文程一生当中能让他感到重大的决定并不多，他上一个重大决定是仗剑谒军门，主动投靠努尔哈赤，现在他觉得是该做下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了。
沈阳老城内的大街呈“井”字形，十王亭就设在“井”字中央那一个“口”的偏东南角处，与“大政殿”一起，构成了八旗行军时的帷幄格局。
十王亭位于大政殿两侧，呈燕翅八字形依次排列，其东侧五亭由北往南依次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五亭依次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
这样的排列顺序却是以汉人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即两黄在北，两蓝在南，两红在西，两白在东。
大政殿是努尔哈赤理政与诸臣朝贺的场所，而十王亭是八旗各旗贝勒、大臣议政及处理政务之所在。
它代表着八旗各旗的最高衙署，旗内的族人遇有人口出生、婚丧嫁娶等等，都要有牛录或甲喇章京来十王亭中进行登记。
在此举行大型典礼时，皇帝升坐大政殿，八旗官员都要各自排列在所属旗亭前听命。
倘或遇有战役中缴来的胜利品，则摆在自己的旗亭前请皇帝过目。
故而这“一殿十亭”既是后金的权力中心，也是其政权的运转枢纽。
不过这一后金国中的中心地带实则并不似北京紫禁城那般宫阙九重，不可侵犯。
相反，这一殿十亭与宫外仅以木栅相隔，四周空旷无比，只要走到栅前，就能将其中情形一览无余。
倘或穿越到四百年后来看，与其说这是一座“宫殿”，不如说这是一个“开放式广场”。
范文程刚走过栅门，口鼻里那白气儿就喘得跟烟囱似的，呼啦啦得直响，教人一见就知是肚里没食儿的恶果。
当然到了天启六年，后金的汉人包衣肚里没食儿是寻常事。
他们的个人财产早在金军入城的时候就被充公了，就算能在金军刚入城时侥幸躲过一劫，也躲不过后头努尔哈赤命令下的“同食、同住、同耕”、“杀穷鬼、掠富户”以及“分丁编庄”。
范文程赶忙快走两步，靠到栅门后竖起的一根木杆上，定了定心神，强迫自己把气儿给渐渐喘匀了。
这根木杆名为“索伦杆”，其下端被特意镶嵌在夹杆石中，木杆上端有一个碗状的锡斗，这是满人专门用来祭祀的一种“神杆”。
传说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后人恶待部民、施以苛政，部民因此叛变，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几乎被害殆尽，只有一个名叫凡察的男孩逃脱了出来。
叛众追杀凡察，眼看就追上他时，凡察情急之下便藏在一棵枯树之下，恰在此时一大群乌鸦从远处飞来，一边叫着一边落到了树上。
叛众追杀到枯树附近，看见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乌鸦聒噪不已，没有看到躲在树下的凡察，就认为此树下不可能有人藏身。
于是凡察因此而死里逃生，使得爱新觉罗家族的血脉得以留存。
爱新觉罗后世子孙念及乌鸦对其先祖的救命之恩，便竖立了这根“索伦杆”，在杆上的锡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以饲“神鸦”，希望继续得到上天庇佑与族运兴旺。
而如今这根“索伦杆”上的锡斗内，却是毫无意外得空空如也。
因为就在前年，也就是大明天启四年，努尔哈赤下令让诸申、汉人关闭所有当铺，禁止了以银放债，理由是凭当物给银，势必促进盗窃案的增长。
同时，又下令后金全境不得私自售卖牲畜，包括且不限于马、牛、骡、驴、羊、鹅、鸭、鸡这些能用作寻常肉菜的动物。
卖牲畜的只能是养牲畜的牧人，不得经他人转卖，谁若是私自转卖牲畜牟利，一经发觉则由检举者执贩者前去控告，所贩卖之物皆由检举者取之。
这条规定的覆盖面很广，包括后金境内的所有族群，甚至蒙古使者从蒙古带来的牲畜，也只能由带来的人售卖。
后金对牲畜买卖的税收盘剥很重，卖出一两就要收税一钱，这份税收还会一分为二，女真人的税收由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分别收取，汉人的税收由管辖备御、汉人千总分别收取。
牵涉的利益人那么多，税又收得这样重，所以牧人的积极性再没有先前那样高，再加上连年饥荒，商业借贷和典当又都被禁止了，畜牧业的正常运转都被破坏了。
辽东的底层百姓在从前大明当政的时候，逢年过节还能吃上点儿肉，现在给努尔哈赤一治理，连买肉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既然没了能随意宰割的牲畜，那杀猪后的猪下水自然也成了稀缺物品。
至于碎米，那更是连给人吃都不够，后金已经闹了近三年的饥荒，粮食早已进入了全面配给制，根本没有一点儿富裕再去喂乌鸦。
如今范文程的口粮配额是六斗至七斗，严格符合后金国内对“有谷人”的定量标准。
这一标准恰好能维持一个男丁的劳动力，不能多也不能少。
少了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谷人”，多了则要被怀疑计划逃跑。
至于耕种所得的多余粮食，自然是需得全部上缴给主子们，私下储粮是会被告发治罪的。
故而即使范文程再如何精明自持，这会儿也因为这配粮定额与后金内部的粮食短缺饿得腿肚子直打哆嗦。
范文程且站且靠地倚在“索伦杆”上，伸手从衣襟里摸出两枚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