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抿了抿唇，圆圆的窄下巴随着他的这个动作收缩得尖起来。

天启皇帝的长相，与朱元璋和朱棣的那种方脸大耳、浓髭密须已是大相径庭。

他长了一张秀气的小脸，再加上同样秀气的小眼睛和小鼻子，以及并未蓄须的白净面颊，看上去像是从现代的古装偶像剧里走出来的，“朕说了嘛，这派遣镇守中官的事儿，还是容后再议，不过说到毛文龙的靠山么……”

皇帝放下凿子，揣起手细细地端详着屏风上的梅花枝干，“这才过了年，玉河馆里朝鲜贺岁使还没有回国罢？他们可有奏疏递上来？”

李氏朝鲜派使者来北京朝贡，是大明建国以来的老传统，朝鲜太祖李成桂自登基之初就确定了“事大主义”国策，将《孟子》中“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之语奉为外交信条，将小国依附大国，藩属国侍奉宗主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

故而李氏朝鲜素来以“小中华”自居，在政治上向大明称臣，奉大明为正朔，使用大明的年号与历法，思想上盛行“慕华”，遵奉三纲五常、敦行孝悌等儒家理学，文化上事事模仿大明，从华夏衣冠到刑政法度，从礼仪律条到冠婚丧祭，无一不以大明为标准。

自李成桂上书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天子赐予“朝鲜”国号之后，朱元璋便在《皇明祖训》中将朝鲜明确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并要求朝鲜将朝贡定为“三年一期”。

而朝鲜为表示对明廷的忠诚，则主张“一年三贡”，而在实际操作中，朝鲜使者来大明的朝贡次数远不止一年三次，而是平均每年六到八次之多。

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谢恩使、陈奏使、进贺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等。

在每年大明皇帝的圣诞日、大明皇后的令诞日、大明皇太子的千秋日、冬至日以及正月新年时，朝鲜都会例行派遣使者奉表朝贺、进贡方物，每一年在正月赶到北京，为大明皇室贺岁的，即被称作为朝鲜“贺岁使”。

贺岁使不是某一人的特定官职，往往是一支庞大的朝鲜使节团，每年大约有两百人至三百人的成员进京，由正使、副使、书状官这“三使”带领。

正使与副使一般从朝鲜正三品以上宗室及官员中选拔，负责代表朝鲜出席大明举行的各种礼仪活动，如递交国书、领受赏赐等等，书状官则从朝鲜五品官员中挑选，负责详细记录使团的每日行程、沿途见闻，归国后向国王禀报。

在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大部之前，朝鲜使者一般是由朝鲜义州过鸭绿江，然后经辽阳、广宁入山海关到达京师，这条路线约长一千二百公里，一般需耗费四十至六十日。

天启四年之后，朝鲜入京的贡道发生了更改，变成了朝鲜使臣先由辽东外海到达山东登州，然后再走陆路至北京这样的行程，除去等待朝廷公文手续的时间，一般也需耗费五十日至六十日。

由于朝鲜使者来京一次甚是不易，皇帝便在北京为他们开设了固定居所，也就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而会同馆就在玉河桥旁，故而俗称玉河馆，在现代则大约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横东街的华严庵。

朝鲜贺岁使入京贺岁之后，一般会停留四十日，按照大明的朝贡成例，各国使节团朝贡完毕之后，可以在会同馆内开市三日，而对于朝鲜和琉球这两个最为“恭顺”的属国则没有开市时间限制，可以天天售卖自己的方物。

因此对于朝鲜使节团而言，除了叩见进贺，携带特产人参，借朝贡滞留北京期间，同大明臣民贸易，购买大明物产也是使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按照明初的规定，朝鲜的岁贡金银银数是两千两，而因银矿缺乏，朝鲜曾多次请求大明蠲免金银之贡，以他物代之。

于是自宣德四年之后，朝鲜使团不再携带银两，而是改带人参于会同馆贸易，所贸人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计银二千两，每次可携带八包，每包人参重十斤，故而被称作为“八包贸易”。

到了天启年间，朝鲜使节团所携带的人参已不止八包之数，所以朝鲜使者每回朝贡开市，都是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毕竟大明为宗主国，在朝贡中向来讲究“薄来厚往”，为维持天朝上国的大国气度，从不计较朝鲜使节团留京时间过长的问题。

有了“八包贸易”这一节在前，众人自是不对朱由校的问话感到奇怪，事实上，这一年之中，朝鲜人倒有大半年是住在会同馆的。

由于朝鲜人皆精通汉文，其他国家的使节都被拘束在会同馆的一亩三分地内，唯独朝鲜人不但能在京师内自由出入，还经常可以看到朝廷律令、奏文邸报，随意打听到发生在大明各地的政治新闻，甚至直接与大明官僚交通往来。

王体乾在一堆奏疏中翻了又翻，这才寻出原本，“有，朝鲜贺岁使金尚宪上呈奏疏，朝鲜国王李倧请求撤还辽民，安插中土。”

朱由校依旧揣着手，慢条斯理地道，“那就给朕念念罢。”

王体乾朗诵道，“朝鲜国王李倧奏：‘毛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寓海上，招集辽民，辽民襁负而至者，前后数十万，亦小邦之所仰藉也。顾以小邦封疆褊小，上瘠民贫，兵兴数载，外内骚动，四民失业’。”

“‘毛镇统兵民男妇数十万口，其明责支给，固已不赀，即种种取资，动以贸迁为名，然其所用贸迁皆难得之货，小邦谣俗所不须者，而藐尔之地，生谷有限，内以供本国之军饷，外以济毛兵之待哺，一人所耕，百人食之，设令积货如山，奈无粟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