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