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沐天波忠诚地奉行了这一家训。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攻入昆明，沐天波随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王莽达的弟弟莽白发动政变，杀死哥哥自立为王，七月十八日莽白设下圈套，要求永历帝前往睹波焰塔参加一场饮用“咒水”的仪式，七月十九日，永历朝臣前往仪式地点，缅军即对他们进行围杀。

因为沐氏在云南的世代名望，缅甸人原本并不打算杀沐天波，而是将他隔离在外，沐天波见情势危急，从看守身上夺取腰刀，奋力冲进包围圈，他拼死杀敌，连毙了九名敌人，自身亦被缅军所杀，为保护永历朝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明代宫廷有驯养大象的传统，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恢复了大象临朝旧制，仍在海子桥元代象房旧址驯养大象，但数量较少。明弘治八年1495，皇家建象房于宣武门内西城根，南方贡入的大象入西便门，经过一小桥，便来到象房，这段大象途经的街道因此被称为“象来街”。

大象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养之后，基本达到“奴知象意，象晓奴语”，即移交给锦衣卫驯象所开始服役。每逢举行盛典，如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象群被牵到皇宫，或驾车，或驮宝，或站班，各有分工。大臣上朝，大象站立排列于午门前御道左右，蔚为壮观。

沐天波上疏进贡象马，当然是向朝廷表示忠诚，虽然此时他还只有12岁，但疏文中卑恭忠谨的姿态却是极为得体，若没有前面那封顺义军大捷的塘报垫底，崇祯看到这进贡象马的奏疏，心里的滋味只怕会是五味杂陈，但现在正值龙心大悦，沐天波的奏疏自然更是锦上添花了。

桌上的这一大撂公文，将大捷的塘报放在最前面，进贡象马的疏文随后，显然办理文书的官员们也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崇祯素来对臣下的这些小动作很反感，但在现实中偏偏又难以割舍地需要他们的服务。

提起朱笔在奏疏上批写了几句慰勉之语，崇祯又拿起了第三份公文。

这封公文是孙承宗从山海关报来的。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招抚祖大寿，在上个世界的历史里，他一直留在那里督办防务，因为穿越的蝴蝶效应，在本世界里，他抚定祖大寿后便赶回京师，直至永平陷落，皇太极兵锋抵临山海，情势危急，崇祯才再次派他离京赴关。

孙承宗在奏疏里报告了山海关的兵力布防，字里行间似乎颇有章法，崇祯初看甚感满意，但再往后看，脸色却又沉重起来，却见文末写道山海关北路副将官惟贤与游击张奇化率部与敌军交战，不幸中流失身亡，士卒死伤三百余人。

在前几日的塘报中，还曾看到官惟贤在距山海关三十里的凤凰店，率二千五百余官兵与后金军交战十余阵，双方互有胜负，可不到十天时间，人突然就没了，崇祯眉头紧锁，心里不禁对孙承宗奏疏中的排兵布阵暗暗生疑。

他拈起朱笔，思忖半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批示，便将这奏疏置于一边，继续看下面的公文。

第四份公文是甘肃巡抚梅之焕的上奏，陈述其与甘肃总兵杨嘉谟率军赴京勤王，军队行进到安定县今甘肃定西时，悍卒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王进礼四人鼓动军士哗变，乱兵杀死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并劫走随营军饷，正月十一日奔回驻地兰州。

所幸的是，相较于之前部众哗变的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梅之焕此人更加精明能干，胆略非凡，正月十一日，他与乱兵同一天赶到兰州，向哗变的军众宣布只诛杀首恶，挟从者不究，并出具赏格，积极开展平乱工作。两天之后，军众里的蒙古夷丁拜户、哈杰等人，将倡乱的首犯王进才杀死，到了晚上又生擒殷登科、吴大印、王进礼三人斩首，搜回饷银四百余两。次日，梅之焕同总兵杨嘉谟一起重整营伍，将作乱的那一营兵留下，其余部队继续向北京出发勤王。

第五份公文是三边总督杨鹤上奏，陕西边贼王子顺、苗美二人，纠合了一些流民和逃兵，数量发展到三、四千众，劫掠绥德县，击败明军参将石在廊，并南下围攻韩城县。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调集军队前往解围，击败贼众，斩首三千级。逃走的贼众又往回跑到清涧县劫掠，官兵追击，王子顺率112人向总兵杜文焕投降，苗美部被官军追斩七十级，三百余人投降，余者分为二股，一股逃到安定县，一股逃到西川。

西川是甘肃岷县以西桃河两岸地区，包括西寨、清水、十里等地的桃河沿岸河川区，东西绵延30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海拔在2305米至2463米之间。此地位于甘肃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与西秦岭陇南山地接壤区，贼众逃到那里，官军很难追捕。

与此同时，苗美的叔叔苗登雾也发动叛乱，杀差官禇国恩等人，啸聚于安定县，劫掠鄜州、中部、宜君，河西道蒋士忠和总兵杜文焕一起击败贼众，副将李卑、都司艾穆等部兵马也陆续集结，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贼党黄虎无奈向官军乞降。

陕西动乱的根源，在于崇祯初年，新皇登基尹始，即行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裁撤驿站，淘汰冗兵，大量军事和准军事人员失去工作流入社会，而官府无力给予妥善安置，这些人都具备作战技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人脉网络，互相串联，啸聚起事。加之陕甘地区连年干旱，农业欠收，产生了大批的饥民，另外，河套地区自永乐朝被蒙古部落占据，所谓的“套虏”就经常扰边，天启七年林丹汗被皇太极击败后西迁，又进一步加剧了河套的动荡，于是，以乱兵为主导，蒙古武士为助力，饥民为辅从的大动乱格局从此拉开序幕。

而己己之变的后金入塞侵明，破坏了明朝的行政体系和社会秩序，使得乱兵和饥民的行动更加失去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动乱的产生和扩展。此次甘肃勤王之军在安定县的哗变，恰与王子顺、苗美、苗登雾在甘南一带的叛乱同时同地发生，这就是双方互相影响，串联协作的明证，而王子顺还曾勾结蒙古人入边参与作乱，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也更加难以收拾。

这些社会动乱的发生，与崇祯即位之初的裁驿、整军、蒙古革赏直接相关，这也是崇祯政治上不成熟，对国家治理的渴求太过急切，行事手段简单粗暴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且崇祯即位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低级操作远不止此。少年天子，锐意进取，却缺乏老成谋国的智慧和手段，一意蛮干，结果就是为社会的崩溃和国家的灭亡打下了浓重的伏笔。

即以蒙古革赏为例，登基尹始，年轻的皇帝便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右翼蒙古土默特、哈剌嗔、永邵、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与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崇祯帝的作为，使得“诸部哗然”，但崇祯起初对此并不在意，那时的他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想里，并未料到边夷的动荡会如此激烈地危及大明的生死存亡。

此时此刻，崇祯看着奏报，心中忧思愤满，一匙燕窝粥挑到嘴边，半晌也没入口。他用朱笔在奏疏上题写了几行，一方面训斥梅之焕，一方面也给了几句慰勉之语，然后继续看下一份文书。

第六份公文是顺天府尹刘宗周上奏的，去年十二月满挂四万大军在永定门全军覆没之后，刘宗周就组织人力出城收殓阵亡将士遗体，当时收得尸骸三万多具，正月初敌军退去，北京周边地界逐渐安定，刘宗周将遗体搜寻范围扩大到城外二十里，在后续找到的将士尸骸中，发现了阳和卫游击毛国华、高山卫参将李胜松、守备梁才等中高级军官的遗体，他给死者家属发放了丧葬费用，并向朝廷申请对这些家属予以抚恤。

这份奏疏事实简单并且有例可循，在处理上无须大费周折，内阁的批红已经表示同意，崇祯拈起朱笔落下圈点，作为最终的认可。

第七份公文是直隶巡按董羽辰参劾玉田知县杨初芳，这位七品县令在己己之变时的表现很窝囊，后金军还没到玉田，他就带着家卷弃城而逃，其行为影响甚为恶劣。那顺义知县赵晖中虽然和生员们一起出城迎降，但好歹保全了一城黎民的性命，这杨初芳自己贪生怕死，置全城军民于不顾，率先逃窜，以致玉田全县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虽然后金军并未在玉田投入太多兵力，但县境受到损失却很大。

崇祯朱笔批下了“交部议处”四个字，便将文书弃于一边，继续往下省阅。

第八份公文是直隶巡抚方大任自我弹劾的奏疏，起因是关于永平的战势情报失误。本月初二，顺义县送归麻登云和黑云龙至京，便向朝廷报告了杨铭对永平守将杨春叛降的预言，孙承宗以六百里加急送信给永平兵备副使郑国昌，令其小心防范。初四永平失陷后，消息很快就传回了京城，但因为当时后金大军刚刚离畿东进，北京周边仍有敌军小股游骑梭巡，各城之间信息沟通不畅，方大任虽然也知道永平失陷的消息，但这位老兄不知又从哪里听说永平安然无恙，欣喜之下，飞骑报京以慰上意，没过两天他再次从其他渠道证实永平确已失陷，惶愧之下，上疏自请处分。

方大任是安徽桐城人，明万历四十四年65岁才考上进士，出任元城知县，他为官廉明公正，后来又升任监察御史。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罢官削籍。崇祯元年复官，升都御史，后来又出任直隶巡抚。其人现今已是78岁高龄了，虽说这次出了一点小差错，但也不算什么大事，重要的是他这种服事君王诚惶诚恐的态度让崇祯甚感满意，崇祯朱笔批下慰勉之言，将奏疏置于一边。

第九份公文是崇文门监课主事刘镐的奏疏，崇文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代大运河终点从积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门成为经由水路到达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即设有征税宣课司，到明中期成为京城总税关，并一直沿用到清朝。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庞大的皇室以及各级官僚衙署、文人士子、富商豪贾各色人等聚居在此，构成了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五湖四海的商人携运各式商品纷至沓来，以满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这些客旅商货都要在崇文门登记报税，故崇文门关也有了“天下第一税关”之誉。

刘镐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主管崇文门税关，他在疏文中称，有民人徐清等五十五人捐银一千多两犒军。作为税政官员，常年和商贾打交道，自然会有一些人脉资源，时下国家危难，组织发动相关人员捐款爱国，也算是应景之举。

但除此之外，刘进士还对军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现在敌人虽然已经走了，但并未受到什么战损，走了还会来的，昌平州和顺义县是京师的肩膀，通州是京师的左臂，良乡是京师的咽喉，这几个地方都是防御的紧要之处，回想以前嘉靖朝时的“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其后朝廷便布置各军分驻昌平、顺义、怀柔、红门、良乡、卢沟桥，事实证明有效，今天的建虏兵势更甚于当年的俺答汗，咱们应该抓紧时间尽快按此布置防御。

刘镐并没有军事工作经验，所说的这些议论自然也是隔靴搔痒，未必就真行得通，但他不懂，崇祯更不懂，看了这份奏疏，崇祯思索良久，提笔批示兵部采纳其分兵驻防的建议。

第十份公文是兵部呈报的，兵部收到一批湖广解送的军器火药，可这些军火质量很差，经多次测试完全不堪使用，请求把军火移交给工部进行改造完善。对此崇祯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提笔批示道：“若如此办理，将来外省解送之器械必定越来越差，着兵部酌情驳回解送，勿使浪费改造之资。”

第十一份公文是保定巡抚解经传的奏报，内容是朝廷从澳门购买的火炮以及招募的葡萄牙炮手已经抵达保定，即将运入北京。

明末的时代，世界正处于第一次军事革命时期。在欧洲，火器开始逐渐取代长矛刀剑，炮兵开始走上战争舞台中央，而红夷大炮则是西方军事革命中的新式武器传入中国的典型代表，它的传入对于明清革鼎的历史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