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朝，几经滚爬，至徽宗朝时，蔡京终于得以初任宰相，实现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

任相后的蔡京，曲意奉承徽宗皇帝，揣摩徽宗皇帝的秉性、心思，渐渐便将徽宗皇帝赵佶的心思给摸准了。

蔡京发现，从表面上看，徽宗皇帝风流倜傥，极富艺术才华，行举上似乎孟浪一些；其实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图强意识，怀有重建大宋辉煌的伟大理想，意欲重拾王安石新法，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由此而成为一代才华卓越、功盖千古的明君。

就徽宗皇帝个人情况来讲，也的确是这样，从他继位起，心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收复后晋时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疆域；第二个梦想是建设经济发达、繁荣富强的大宋王朝。然而，徽宗皇帝最大的短处乃是眼拙，认不出真假忠奸来。试想想，一个能任用蔡京为当才宰相的皇帝，蔡京能让他成为千古明君了？这不可能嘛！

当时，蔡京摸透了徽宗皇帝秉性及心思；故此在其他人还混混僵僵时，他却再次大刀阔斧地推行起王安石新法来。

果然，蔡京大力推行新法的行为，迎合了徽宗皇帝想成就一番千古大业的心思，深得徽宗皇帝推崇，蔡京因此又成了徽宗眼里的红人。

这皆赖以蔡京此人善于总结经验也。

自从任相后，蔡京就总结自己之前被贬居杭州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之所以被贬居杭州，全是因为对立面形象太高大上了，以至于自己在对立面的打击下，没有有效的抗衡力量。

蔡京认识到，自己要想在宰相的位置上长久地屹立不倒，就得树立起自己高大上的形象来，就得装扮出浩然正气的样子来。

蔡京如何才能树立起自己高大上的形象来呢？那就是想方设法贬低对手，将对手搞臭，让其名声败坏，永世都不能翻身。

蔡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高大上的形象来，才能确保自己在宰相位置上长久地屹立不倒。

为此，蔡京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最后，蔡京想出了办法，就是在朝廷大殿门口及各州府衙门前树立“元祐党人碑”。

啥叫个“元祐党人碑”？

欲知这个情况，先得说所谓的“元祐”及“元祐党人”是怎么回事。原来，所谓“元祐”，乃是哲宗朝的一个年号，共使用了九年。当时哲宗皇帝刚刚继位，年仅十岁，故由宣仁太皇太后主持朝政；所谓“元祐党人”乃是元祐年间在宣仁太皇太后支持下、以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吕公著、苏轼等为首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

为什么要给元祐党人立碑？这可不是为了表彰元祐党人，而是为了搞臭元祐党人，让他们的名声遗臭万年。

那个年代没有报纸，发布不了红黑榜，石碑就是当时的传统媒体，平日里，人们就是从一块块立着的石碑上获得信息。

几十年新旧党争，如今新党主政了，自然想着给旧党立块让他们遗臭万年的碑。

为此，蔡京怂恿着徽宗皇帝将司马光的太师、温国公、文正等赠谥一律削除，将哲宗皇帝赐予司马光“忠清粹德”的碑也给毁坏。同行是冤家，卖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同为书法大家，苏轼在文学方面更胜蔡京一筹。出于嫉妒心里，蔡京还将遍布全国的、由苏轼书写的碑统统毁掉。

其实，那个苏轼既算不上旧党也算不上新党的，因为在新旧党之争中，苏轼只反对不对的东西，对对的东西还是大力支持的；概是因为苏轼文名太盛、影响太大，压住了蔡京的风头，故此而遭了殃，除了他书写的碑被毁外，连同其他人书写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悉数被蔡京给毁了。

将堂堂正正歌功颂德的碑毁了之后，蔡京便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由他撰稿、徽宗皇帝御笔亲书的元祐党人碑。随后，蔡京传令各州县，召集匠人，统统临摹端礼门前由他撰稿、徽宗皇帝御笔亲书的元祐党人碑，立于于各州县衙门前，不得有误。蔡京还要求各州县要召集上好的匠人，要确保御笔亲书字体原模原样，否则就是大不敬，就要追究各州县官长及充役石匠的责任。

蔡京此举，用意明显，就是好叫天下人都知道，这大宋朝，除了他蔡京外，再无一个好人，也好叫反对自己的人及子孙，臭名远扬，永世都不得再当官。

各州县收到宰相之令，觉得在州县衙门前立块黑榜，实在是有碍观瞻，甚是不妥；然而，此乃当朝宰相蔡京之命，况且又是皇上御笔亲书的，岂可违拗？！故此，各州县心里虽觉不妥，但也无可奈何，只得违心执行，忙着找当地有名的石匠，刻立“元祐党人碑”。

话说长安府有一石匠，名叫安民，刻碑技艺尤其娴熟，便被长安府衙役招来，充刻字役。

那安民虽乃升斗小民，却是辩得来忠奸的，知道谁好谁坏。

安民被府衙抽来充刻字役，见奸人党碑上，首个便要刻上的名字乃是司马光，心里不悦，不想刻立此碑，便借故躲回家里。

长安府衙役不知安民何故躲回家中，怕延误了刻碑之事，被上司追责，便屡次去催，令安民前往长安府衙，往石碑上刻字。面对衙役，安民以种种借口推辞，拒不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