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名为博克图的小镇，那里是中俄边境，镇里有东南西北四座山，把小镇围成了一个铁桶，小镇就座落在桶底。小镇不大，更像是个村子，“东西沟，上下坎，毛子坟，青年点”构成了村子的全部。

村子里人口不足一万，几条狭窄的土道把全村的房屋连成片，雨过后，空气中飘着泥土与牛粪混合的味道，闻起来竟有些清香。当地除了铁路的几家单位外，就只有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里没有矿产，没有资源，老百姓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忙，我就在博克图的爷爷奶奶家长大，打小我就是村里的捣蛋鬼，上山下河，追猫打狗，天天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抡棒子、练武功，闹得小村鸡飞狗跳。

小兵是我的光腚娃娃，一个黑黑壮壮的小子，我俩天天形影不离，我打小喜欢看书，看得多，懂得也多，所以心眼就多，一些坏点子都是我想出来的，小兵则是憨厚老实，又最听我话，我出了点子，他二话不说就和我走，我俩先后策划实施了堵出水口、钓鸡、偷铁等一系列具有探索性的活动，因此在老家，我俩被光荣地称为“二害”，年仅12岁的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等长大后听了“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我才明白我俩的存在给小村带来多大的麻烦。

爷爷家有个院子，每年要自己种豆角，需要树木做豆角架，我10岁起就经常和爷爷上山砍树，那也成为了我最期待的时候，传说山上有老虎、熊、野猪和狼等猛兽，但我一次没见过。

我们经常去的是离家较近的北山，砍砍树，扒扒桦树皮，把一捆小树用绳索捆了，扛回来搭豆角架，儿时的我们就跟着爷爷在这大山中长大。后来年纪大了一点，胆子也越发大了起来，我和小兵还有几个伙伴就开始自己爬山，那北山也就成为我们这些孩子的游乐园。

那个年代物质贫乏，我和小兵当然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我家邻居养了20多只鸡，就散在院子里，我盯它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天，我叫来小兵，从家里拿了个鱼钩拴上鱼线，串个曲蛇，也叫蚯蚓，我俩趴在栅栏外，透过缝隙，看着一只大公鸡，雄纠纠气昂昂地迈着步子，在院子里遛弯，我见它走得近了，从栅栏外甩进鱼钩，正好落在公鸡不远处，上面的曲蛇红艳艳的，兀自在地上扭动，那大公鸡看得眼睛都直了，直流口水水，扑腾着翅膀，蹦跶着过来啄食。

我俩瞅着大公鸡也直流口水，我慢慢向后拉着鱼线，那大公鸡跟着鱼钩一点点走近我们，离得近了，大公鸡一口把曲蛇吞下，我就势向上一拉鱼线，那鱼勾就勾在鸡的喉咙里，任它咯咯咯，就是发不出声来。我使劲儿一收鱼线，那鸡就被我拽了过来，这时小兵早已拔下栅栏，拿出准备好的尼龙袋子，我俩七手八脚地把鸡塞进袋子里，径直往北山跑。

那北山顶上有一座碉堡，听爷爷说，打日本鬼子那时就有了，碉堡的四周有机枪孔，我们常在那里玩打仗的游戏，拎着木头枪，模仿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那碉堡虽破，又处在山顶，起风时，我们就躲在碉堡里，透过机枪孔看外面的树，和山下的河。

我们偷了鸡，叫了几个小伙伴，大家跑到碉堡那里取火烤鸡，小兵从家里带了刀子，其他几个小伙伴有的拿了火柴，有的去捡树枝，有个小子竟然还从家里偷了一把盐出来，我直夸他想得周到。

我们拔掉鸡毛，点燃火堆，那鸡血也放得干净了，赤条条的用树枝串了，架在火上烤着。我们几个围着火堆坐成一圈，谁也不说话，几双小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那只鸡，谁也不说话，耳边只有燃烧树枝噼啪的声音，还有肚子不自觉咕噜咕噜地叫声。

因为没有油，那只鸡的皮烤得有些糊了，可里面的肉还带着血丝，可是当年的我们闻得那真叫个香啊，那个年代，也顾不得是否卫生，我们上去各撕了一块肉来，大嚼特嚼，一张张被烟熏黑的小脸，滋着一口小白牙，吃得直吮手指头。

吃了一会，一个小伙伴出去解手，过了好一会儿，他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嘴里喊着，有狼！

他人还没到，可把我们吓得够呛，我透过机枪孔，只见外面的天色还亮，草丛被风吹得七扭八歪，根本没有狼的影子。

正在这时，却听他一声哀号，然后就没了声音。我们几个互相看着，都没敢动，小兵手里攥着刀子，战战兢兢地起身去看，我咬咬牙，也从火堆里抽出一根棍子，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