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我们就要毕业了，老三从宿舍偷了一块儿床板运回家里。

女：宿管没看见？

男：看见了也不管，大五的学生，就是无业游民。

——1962年6月

自打黄伏清和刘霞走后，我开始拒绝上幼儿园，每天在院子里溜溜达达，只有自己。

黄绍伊和秀荣经常相互抱怨：

“都怪你，把孩子惯得学都不上”

“怪我？是谁昨天骑车到了幼儿园门口，又掉转车把带孩子回来了？”

“那孩子哭病了怎么办？你听那声音，都是哑的！”

“哭哑了重要，还是无组织无纪律重要？”

……吧啦吧啦

我已经习惯了爷爷奶奶之间的各种唠叨，一双耳朵自带屏蔽功能，他们尽管吵他们的，我永远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摆弄着茶几上一桌子的玩具，一句话也不说。

不过唠叨归唠叨，我早就摸准了这二老身上的软肋，只要我扯着嗓子使劲儿哭他们准会败下阵来。因为我知道：他们一来怕我生病，二来可怜我父母不在身边，所以我总能达到不去幼儿园的目的。

其实，每当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孤零零地转悠时，也明白这种状态其实也挺无聊的，但我内心身处非常明白，不上幼儿园是我向大人示威的最有力的方式，我必须坚持到底。除此之外，我还会想尽一切办法跟黄绍伊和秀荣对着干：

秀荣让我吃饭，我偏要看电视；

他们都坐下看电视了，我就偏要出去玩；

秀荣让我买粉色小熊，我偏要买棕色小熊……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最后都以我躺在地上、不停变换姿势向他们示威告终。数不清多少次，我在百货大楼的玩具柜台前撒泼打滚，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威胁秀荣和黄绍伊，还是向远在北京的爸爸妈妈隔空示威，我越来越任性，以至于有一次居然在气象局大院里拦停了一长串自行车。

1989年夏日的一天，气象局每周一次例行的公共劳动日，黄绍伊带队在院子里除草捉虫、打扫卫生。通常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定要到场的，我当然不是去劳动，而是等着大家劳动完品尝那些给职工们免费发放的的汽水和大奶转，这也是气象局的传统。

那天，我还是照例兴高采烈地到达劳动现场，大家正干的热火朝天，我坐在保温箱旁边的马扎上，双手托着腮，俩眼直直地盯着那个箱子，我知道我日思夜想的大奶转和汽水就在那里面。

我一会摸摸那箱子，想象着那香甜冰凉的牛奶味儿，和一口气喝下去能打好几个嗝儿的仓冷汽水儿，没一会儿，口水就流下来了。

在我眼里，那个白色的保温箱简直就是百宝箱，它装满了一个孩子所有美好的幻想。

在黄绍伊带领大家肩扛扫帚、挥舞铁锨，干得热火朝天的一个小时里，我就这样眼巴巴地望着那个百宝箱，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打开箱子——

一股白色的凉气儿带着冰糕的香甜滋味，钻进我鼻子里的那一刻。

时间过的实在是太慢了，他们好像根本没有想要停下来的意思，我实在耐不住身体里的馋虫，开始对那个箱子动起了歪心思。

开始，我只是想打开看一看；

接着，我想掀开上面裹着的棉被，闻闻那香甜的味道；

然后，我想随便拿出一根冰糕舔一舔，然后再若无其事地放回去；

最后，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从那厚棉被里摸出了一根冰糕，再也不肯撒手……

我发誓，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可怕的一根冰糕。

我望着那根冰糕。真的无法想象，那么一个简易的保温箱在夏天的大太阳底下暴晒了1个多小时，这冰糕居然还冻得那么结实，外面的油纸也粘得相当紧，我猴急的把指甲都快抠秃了也没能剥下来。后来，我使出了甄多余教我的绝技——用舌头舔，就这样……整根冰糕被我弄的粘粘乎乎，冰糕纸终于剥干净了。

正所谓做贼者心虚，我是像个贼一样吃完的整根冰糕。我猫着腰，把整个身体藏在冰糕箱后面，一边用余光扫视着黄绍伊一伙人，一边像啃馒头似的啃着冰糕，冻得我的牙倒了，腮帮子也麻木了……

我一点也没吃出大奶转的香甜，只觉得一股凉气直往脑门上窜，冰糕还几次粘在我的舌头上，感觉又麻又疼。最后，我只能像只小狗一样吐着舌头，眉头皱着，痛苦地品尝着那根我平日里视若珍宝的大奶砖。

突然，我用余光看到了黄绍伊那高大的身影，我吓得连头都没敢转，就把剩下的一大块冰糕全塞进了嘴里。

刺骨的冰凉僵硬了我整个口腔，舌头也不听使唤地直往牙齿底下钻。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肯吐掉嘴里那冰凉的已经不知是何物的冰糕，而是努力张大嘴巴，靠外界空气去融化它……

终于，不堪重负的下巴重重地落了下来。

“哎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