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臧心情不错，李太监听完是心如死灰，前面的他听不懂，后面听到那句以后大兴土木，顿时双腿一软，差点没站住。

“监国殿下，我没读过多少书，但也知道隋炀帝是怎么造成天下大乱的，就是大兴土木搞得民不聊生，监国殿下请三思呀。”李太监满是担忧地说道。

话音一落，郑克臧就不容置疑道：“老李，这个你不必担心，本监国自然有办法，你就安心按照这个章程去办事就好，至于水泥怎么制造，到时候我会亲自去教授工人。”

眼见劝不动，李太监也放弃了，他认识的郑克臧一向有自己的主意，很多时候看起来平易近人，实则有自己的主见，他认定的事情，即使是郑经来了，也不一定能搞定他，索性就不说了，监国殿下心里有数就好。

老李的劝告，郑克臧是不可能听的，因为他的奇观系统，以后免不了要大兴土木的，而且他认为隋朝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大兴土木，追根溯源的话，还是因为隋文帝。

这是因为，所谓的隋文帝“开皇盛世”其实是极端畸形的国富民穷。

隋朝也算是历二世而亡，老百姓活不下去才造反，这种“盛世”和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隋文帝严格土地和人口的统计，由此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民间财富迅速枯竭，而皇帝又掌握了充裕的财政，花钱的欲望腾腾而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冲动像青春期的少年渴望异性一样难以遏制。

这是人的本性，你如果突然得到一大笔钱，也会升起这种欲望。

在那个年代，什么是“大事”？当然是基建项目和对外战争了。

隋炀帝大兴土木，开凿连通运河，修建宫殿，发动征高句丽和土谷浑的战争，而此时，人民已经非常贫困了。

古代创立的编户齐民制度，本是为财政建立稳定的税源，然而为了不过度压榨百姓，这种户籍制度又要保持一定的弹性空间，或者说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因为古代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上级对下级的压榨基本没有什么太大风险，官对民的压榨可以说是随性而来，下级官员向百姓增加额外税费，基本没有任何制约。

但从朝廷来看，只要别把百姓逼的活不下去造反就行。三国时期蜀国一些县归附魏国，曹丕发现这些地方的户籍残缺混乱，人口、土地统计高度不准确，于是想严格统计。

然而司马懿却看到了这其中的窍门：正是因为蜀汉采用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对这些地方压榨太狠，他们才叛变，魏国不应延续蜀汉的错误，应该给这些人留有一定的模糊空间，于是他劝阻了曹丕。

隋文帝在当北周相国时，就看到了财政的重要性，北周之所以能灭掉北齐，就是北齐人口统计混乱，税收大减——北齐规定光棍纳税减半，很多人结婚就不登记，北齐朝廷毫无办法，导致税收减少60%以上。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对崤山以东的地区，进行严格的人口普查，所有人都要到官府登记，如果发现隐瞒，不仅本人面临严厉处罚，连里正都要发配。

由此，隋朝建立了非常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从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各州各县每年清理一次户籍，这套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朝廷控制了民间各个角落，几乎没有人能逃避税收和徭役了。

而对土地的统计，隋朝则是大大浮夸。开皇九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十九亿四千万亩耕地，换算成现代亩为二十一亿三千万亩，比现在的耕地还大，可隋朝的版图不如现在大，而汉唐时代，中国的耕地一直在五亿现代亩左右，可见隋朝土地统计浮夸到何种地步。

这种统计给民间造成的灾难不言而喻，朝廷按照这个土地统计征收了过高的税赋，实际土地产出没那么多，老百姓能不穷吗？

由于朝廷征税机器过于高效，财富迅速向朝廷手中聚集，而民间则不断滑向贫困，这就埋下了隋炀帝时期官逼民反的种子。

隋文帝也曾发布过免税、降税，可这都是短期性、临时性的，对于征税系统长期高效的抽取民间财富导致国富民穷的趋势，并无缓解。

隋炀帝即位后，如此丰裕的财政给了他极大的错觉。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共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零二万人，这一年，隋炀帝发动了征伐土谷浑的战争，而唐朝贞观年间，全国总户数才三百多万，到开元年间，户数才与此时差不多。

隋炀帝的军队纪律相当不错，他本人也是军事统帅，也发布过减税措施，可这一年的土地统计是多少？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这已经同实际土地亩数相差十倍。这意味着老百姓要交这么多土地的税赋，民间已经不堪忍受了。

大业八年九年和十年，隋炀帝发动三次征伐高句丽战争，各地发生灾害，开大运河、军事行动和修建宫殿又要加税加役，终于超过了民众承受的临界点，于是发生了社会大崩溃，各地揭竿而起，官员也纷纷叛变。

想这么多，郑克臧也有点领悟，极端的国富民穷不可取，虽然这一切离他还很远，他现在只是临时岛主，要想转正还得过冯锡范那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