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只好回自己老家晋省下面的一个小县城。由于身上没带多少钱，途中饥渴交加，再加上一路担惊受怕，凭着一口气，硬撑着回到老家，然后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大半年，等病好以后，家里的积蓄也花的差不多了，还欠了一些债务。

阎家也就是在小县城里开了两间铺子，论出身算是个城市小业主，原本家境也不富裕，只能算是小康之家，为了供阎埠贵读书就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这下再也没能力供他读书了，连去长安的路费都凑不出来，阎埠贵也就息了上学的心思，在县里一所小学谋了个教书的差使。

过了两年，他一位同学写信请他到京城教书，薪水比他原先要高出不少，于是他就带着同样小康家庭出身的新婚妻子宋桂兰，来到了京城东直门小学任教。

这一教就是二十多年没腾地儿，由于他是大学肄业，且大学仅读了一年，相当于中专文凭，工资不是很高，阎解成参加工作前，全家六口人就靠他一个人工作养活，再加上年轻时的逃难遭遇和晋省人的一贯精打细算，又是位数学老师，对数字较为敏感，养成了凡事都爱算计的性格。

每逢过年的时候，为了给别人写春联换个三瓜两枣的润笔费，还要召开全院大会。

话说回来，倒也不能完全说阎埠贵抠门，只是喜欢计算得失，在吃食上过于节省，也可能是这年头大家都差不多是这样，觉得能吃饱就行，能省就省。

但阎埠贵在其他方面倒也舍得花钱，比如全院仅有三辆的自行车，他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辆自行车的主人分别是许大茂和何雨水。

许大茂就不说了，他是真正的全院首富，老婆娄晓娥是大资本家的女儿，轧钢厂以前就是她家的，只不过公私合营后成了股东，他自己作为轧钢厂的八级放映员，每月工资也有35.5元，再加上下乡补贴2块钱，跟傻柱的工资一样，算上顺带拿点乡下土特产，有钱都没地花。

何雨水也参加工作两三年了，是棉纺厂的正式工，和傻柱兄妹两个都是工薪阶层，每月工资加起来也有60多块，每逢红白喜事，傻柱还能去给别人帮厨，捞点外快，家里又没有别的负担，买个自行车也不难。

另外，老阎家还有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这年代所谓的“三转一响”他们家也都置办齐了。只是手表只有带在阎埠贵手上的一块，自行车也舍不得让别人骑，收音机更奇葩，每次听的时候声音都调的很轻，也就堪堪能听清，说什么声音放太大费电，这也太会算计了。

阎解旷一边想着便宜老爸阎埠贵的一些事，一边打量属于自己和阎解放的房间，大小十五六个平方，水泥地白粉墙，对门靠墙摆放着一张上下铺的双层木板床，床边的墙壁糊满了旧报纸，防止睡觉的时候沾染墙灰。

前后两个边框漆成绿色的窗户，下方各放着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兄弟俩每人一张，用来学习做作业。

门边靠墙还摆放着一个老式三开门衣柜，中间门上是一面玻璃镜子，左边们描着牡丹，寓意“花开富贵”，右边描着“鸳鸯戏水”，柜子的油漆已经斑驳，阎解旷猜测应该是便宜老爸阎埠贵和宋桂兰结婚时置办的。

除此之外，整个房间再没有其他家具。

阎解旷暗自叹了一口气，既来之，则安之吧，好歹出身在京城，有着京城户口，还能有口饱饭吃，总比到那些不知道在哪的犄角旮旯、穷山恶水的地方强的多，这年头吃不饱饭的地儿可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