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的华夏大地上，每一位77级学生，似乎都有一种“知识饥渴症”，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那就是一定要把十年中失去的时间和知识全都夺回来。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成为这个时候燕大校园中最流行的一个标语。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每一个人都在争分夺秒，都在跟时间赛跑，拼命弥补着多年来缺失的养分，努力吸取着新时代的每一滴甘露。

无论是在燕京大学、秦华大学，还是在燕京师范大学、华夏农业大学，以及华夏各地的每一所大学。

无论是走在路上、在食堂排队买饭、坐公共汽车，还是在广场上、在树林里、在湖边、在山坡上、在草地上，都可以看到一个个拿着单词本默默背诵的学生。

宿舍里有的学生，大半夜还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着外语单词。

有不少学生，连续三个寒暑假都不回家，留在学校刻苦学习。

这种学习氛围，逼得每一位学生不得不给自己压力，不得不认真努力。

在每一次大教室上课或者听学术报告和讲座的时候，学生们都争先恐后的抢座位，而且越前排的位置约好。如果迟了一步没有座位，只能站在教室边上或挤在门口，或在教室外的扩音器下听讲。

每一天吃完晚饭都得提前抢占自习教室的座位，否则在晚自习时间开始的时候，自习教室里就已经座无空席了。

有时候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恨不得把一个人掰成两半。

在这种情况下，梁海涛和刘娜两人，只要谁有时间，谁就先占座位，或者两人分别听不同的讲座和报告，为另一个人记录笔记。

一个人去买晚餐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先去抢占自习教室的座位。

在学校里，对于不认真学习，上课迟到、早退、旷课，考试不及格的现象，简直就是一种人生的奇耻大辱，不仅会受到全体师生鄙视，更会让自己无地自容。

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受到同学们的倾佩，甚至能得到众多异性的爱慕和追求。

刻苦学习成为了每一位学生自觉自律的常态行为，成为了自强自立的自我驱动力。

77级的大学生，包括半年后入学的78级大学生，成为了华夏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群体、一个特殊时代的大学生群体，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群体。

这个群体在华夏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迹，其中有许多教育学问题，成为了日后教育研究的课题。

这样的场景，无数次让梁海涛感慨、震惊和对前世的自愧不如！

这在前世的华夏高校中是难以见到的，对于前世那个时代安逸、悠闲、散漫的大学生来说，也是无法想象的。

梁海涛、刘娜、潘毅、袁姗姗、张岩、谭小红六人，1978、1979年春节和暑假，连续三个假期都没回家。

离开坪乡知青农场前，大家约定好1979年暑假返回坪乡的计划，因为范丽没有回宁洲，坪乡知青聚会不得不临时取消。

在放假的所有时间里，六个人都在学校和燕京图书馆里啃着燕京義利面包、就着北冰洋汽水度过。

这样的日子，对于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偶尔大家到燕京的长城、故宫、天坛、北海放松一天，也是为了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相互启发和沟通。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梁海涛和刘娜也在苦苦期待着唐刚寻找梁伯阳和方淑敏的消息。

从1970年开始，直到1976年，当时的大学生中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就是工农兵学员。这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现象。

1970年开始，华夏大学招生的方式主要是以群众推荐、政治审查、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这些学员学制三年，毕业后属于大专学历。

那年，燕京大学和秦华大学首先作为试点，共招收了4000名工农兵大学生。

在这七年期间，华夏各大高校以同样的方式，一共招收了九十四万工农兵大学生。

77级大学生入学的时候，75、76级的工农兵大学生还在学校。

此时，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似乎形成了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两种势力。

一边是在十年中以政审为标准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

而另一边则是华夏恢复高考制度后，完全凭自己学习成绩考入的新生力量。

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虽然进入了1978年，但十年的余烈之气仍在75、76级的工农兵学员中以大字报、批判会的形式一息尚存，并时而爆出激烈的火花。

而另一方面，十年时期曾遭封禁的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作品，却在77级的学生中如惊蛰般复苏。

之前无缘银幕的电影作品在校园内的大饭厅重新上映，而且场场爆满，美术功底好的学生甚至临摹假票入场观影。

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佼佼者，时常在燕大校园中狭路相逢，未名湖的上空暴风激荡，东岸的博雅塔惊雷频响。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8月，文汇报上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

这部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华夏文坛。

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并由此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十年的先声。

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曾经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

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便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即伤痕文学思潮。

随之而来类似的文学作品一篇接着一篇。

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可以说是华夏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我赞同你的观点，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由此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表现灾难和在灾难中展现崇高。

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

”主人公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对伤痕文学不同的观点，时常会在梁海涛、刘娜和几位知青战友之间引起争论。

虽然他们之间有的人是那十年的受害者，但依然坚定的认为，对于经历了过去十年的一代年轻人，更应该用一种成熟的心态去看待十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梁海涛时常会想起前世中很多暴露文学作品。

作者为了迎合和满足某些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喜欢一味渲染、暴露、夸大社会的阴暗面、扭曲事实，而不是从正面积极引导人们去思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来自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