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朱元璋知道，一群不读书的人是无法做出什么有效的反抗，即使造反也不过是皮癣之疾，可要是一群造反的泥腿子里面，混进了一个反动的知识分子，那就未必了。

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

所以这套手法，即使不需要焚书，也能做到焚书的效果。

于是明代两百余年，造反的多如蝼蚁，可成功的确寥寥无几，但凡能够做大做强，有威胁到大明王朝的起义军，他的队伍里面无一不是有着书生帮忙。

只不过因为能力的强弱，也导致最后成就的高低问题罢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做大做强的起义里面，必定有知识分子的入股，这是不可否认的。

可章祀并不能造反，所以他只能遵守这个时代规矩，禁止谈《孟子》民本思想，不然下回跟他说话的，就可能是锦衣卫校尉。

陈章贤见章祀神色稍霁，于是继续说：“你说的没错，这题目核心就在于藏富于民。

所以王吴县破题便是‘百姓既然富，那么君主自然会富’，很自然将题目‘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字面意义破释。

承题主要在于，将破题中紧要之意，承接下去，引申题目的含义，使得整篇文章通畅。与破题明快关联，不能脱节。

所以申吴县写：‘因为君王的富，是藏在民间；如果百姓富，君王不可能有独穷的道理。有若这是深信君民一体含义，而告诉哀公’

……

后股则是，双行，需相对成文，形成排偶。用来呼应，提醒全篇而加以收束。

因此此文便答：‘牲畜米谷足以供应祭祀；玉帛钱财足以朝贡天子，倘若再说不够，百姓自有供应的，又如何能够谈不够？

酒肉食物，足够供应宾客；车马器械，足够供应征战讨伐，倘若还说不够，百姓依然自会供应，又如何能够谈不足？’

申吴县以事实举例，更是进一步戳穿鲁公贪婪之心，君主受万民供养，所有用出皆有百姓供应，可见国家并非真的不足，而鲁公借言不足，想要与民争利而已。”

随着章祀先前说的那番话后，陈献章对于这篇文章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篇文章要么就是讽刺君王以贪婪，以天下奉己身仍然感觉不足，要么就是劝诫君王，君民一体。

绝对不是什么寻寻常常，闲来无事写下来的一篇范文。

但是这一切不重要了，眼下他是在和章祀讲解如何制艺，于是又道：“最后就是结尾，全文结束语，无须排比句，更不用圣贤口气。

由此王吴县便言：‘什一这种税法本来便是存着以民为本之心设立，国家丰足便是因此而来，又何必以求国富而增加百姓负担？’

此文层次分明，由浅入深，题义分析完毕之时，也是整篇文章结束之时，增一字则多，缺一字则憾，王吴县制艺之功，文章之雄，后世恐怕再也没有能及之人。”

对于这篇时文，陈献章是给予超高的评价，甚至之言，单凭八股文来说，后世不会有超过王鏊之人。

不过这也只是他的看法，是否如此，还需交给后人来看。

陈献章讲完例子之后，又问章祀：“此文读后，你有何感想？”

章祀想了一下之后回答：“读此文弟子以为，文章需要包含数个要点，如要布置、要开合、要照应、要错综、要清新、要无中生有等。

布置详细则文有起伏，有首尾轻重，徐疾各得其所；开合有序则可随心所欲，或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正题先反，反题先正，大开大合收缩自如。

有照应则文字谨严，不至散漫而不可收拾，有起题缴照应，有前后照应等，那么文章也会如初始构思，不会跑出题外。

文章有错综，则同股长短一致，用句排比相生，不会因为字数不够，而选择拼凑字数，以至于成为虎头蛇尾。

文要清新，凡作文须要人弃我取，人取我弃，无须拘泥于小节方面，搜章逐句，无病呻吟，力戒矫饰做作，以至于大局不可收拾，

文要无中生有，古文如欧公《朋党论》，东坡《范增论》，皆得无中生有精髓，其中当以王介甫等八家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