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这篇序文开篇明义,以为国家社稷的根本在于用人,而用人制度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而后文章直接攻讦起当今的察举中正制度。他认为如今陈冲改革,加设左右中正已经多年,但是仍然“缅缅纷纷,未闻整齐”,进而导致朝中出现“分叙参错,各失其要”的乱象,可见陈冲的改革并不成功。
于是文章进一步分析,到底是为何而失败呢?主要是在于上级过于干涉中正制度,导致选拔的风向并不是来自于乡县的清议,而是更受上级官僚的影响。作者批评这种现象,说这是“上下交侵,以生纷错”,致使风俗不静。众人为了争夺名利,就不愿意务实于忠孝之道,而专注于修饰逢迎,国家选拔上来的,也就全是一些媚上欺下的小人。
故而文章主张,希望朝廷将选拔权力进一步下放,将察举重心转在听取乡县清议的风向,继而将地方长官排除在外,这样才能“静风俗而审官才”。
在序文之后,作者又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字,由于内容过长,笔者只能进行简述。作者将品性与官才相结合,总结出考察用人的四种风俗,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异”。“才性同”即以品性与官才一致,为上上境界;“才性同”即品性与官才综合考察,为中上境界;“才性离”即只考察官才,不考察品性,为中下境界;“才性异”即哪怕明知用人品性低劣,依旧因才取人,为下下境界。
而作者又论述说,这四种风俗现象,主要是受国家察举政策的影响。如果国家对德性礼性愈发推崇,士子们才会越发注重自己的修养,进而达到“才性合”,乃至“才性同”的境界,如果国家不注重道德忠孝,反而只根据士子的才能来选拔人才,那士人们就会曲义折节,专使媚上,反而从“才性离”直接滑坡为“才性异”。而如果选拔的官员毫无节操,连父母也不知孝敬,连子女也不知关爱,又怎么能指望他对国家做有益之事呢?这样的人越有才能,只会给社稷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后作者又引经据典,回顾了桓灵二帝时期经学衰落、名教之治破产的现象,指出当时贤才遍野而国家不能用,直到今日都还留有遗患。最后总结说,殷鉴不远,如果朝廷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不能及时调整学风、政风、士风,极有可能致使国家再出董卓、曹操这样的女干贼,到那时就为时已晚了!
陈冲读罢全文,没有立刻说话,整个人闭目冥思少许,调整心绪之后,才缓缓问傅干道:“此文是何人
所写?在太学反响如何?”
傅干看陈冲脸色不对,也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轻声道:“此文是沛国刘靖刘文恭所写,他乃前渤海太守刘馥之子,现如今在太学担任博士,治《欧阳尚书。”至于《才性四本论在太学中的影响,傅干斟酌着说道:“此文是在三月前写成,如今在后辈中确有反响,几乎人人能诵。只是许多老人不喜,故而还未成主流。”
陈冲听罢,掌指轻拍桌案,又把这篇文章拿了起来。一时无言,手中纸张的分量极轻,他却仿佛持有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