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旅馆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

当我和科罗廖夫经过旅馆的大厅，准备到餐厅里去看看是否还有晚餐的时候，在前台值班的柳达少尉把我叫住了。

“奥夏宁娜同志。”她一路小跑到了我的面前，说：“旅馆已经为您安排了新的房间，在二楼十六号，是个单间。您没有行李，可以直接到新房间去看看我们的安排是否让您满意。”

“您是对我讲吗？”我有些摸不清头脑地问：“单间可是为将军们准备的，我不过是个中尉，不会是您搞错了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旅馆政委作出的决定。”她把钥匙递给了我，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好象要让我知道，她如道的事情还远不止现在所说的这一些。

科罗廖夫揽住我的肩膀，微笑了一下说：“事情安排得再好没有了！好啦，丽达，咱们走吧，领我去看看你的新居。”

“旅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和科罗廖夫一起走到了我的新房间，他接过我手中的钥匙打开了房门。这是一个小房间，但房间里却放着许多家具：靠墙有一张写字桌，桌上摆着一部黑色的拨号电话，桌前有两把圈手椅，一只铺着深蓝色印花床单的床，屋子中央还有一张小圆桌，正对着一盏从天花扳垂挂下来、罩着天蓝色布灯罩的电灯。浴室的门半开着，从门口看进去，里面的装潢比职工宿舍里的强多了。

“为什么会突然给我安排个单间啊？”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屋子里的一切，有些忐忑不安地问科罗廖夫，“巴维尔叔叔，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不会的，”他呵呵一笑说：“你放心，这点旅馆政委是铁定不会搞错了。我们边吃边聊吧。”说着他走到了写字桌旁，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话筒说：“喂，餐厅吗？我这里是二楼十六号，给我”

不一会儿的功夫，阿克莎拉用大托盘把科罗廖夫叫的晚饭送来了，这顿晚餐对老毛子来说，算是很丰盛的：盛在金属盆子里的土豆烧牛肉，衬着尖头红葱的鲱鱼，放了洋葱丝浇了西红柿酱的烤肉，一瓶格鲁吉亚红葡萄酒，两只高脚玻璃酒杯。阿克莎拉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又递给我一顶和军大衣配套的棉军帽后，拒绝了我们请她一起留下就餐的请求，转身走掉了。

“现在我们就座吧，亲爱的。”科罗廖夫把两张圈手椅搬到小圆桌前，然后向我做了个请的姿势。“好，来吧，来吧！我们开始吃饭吧。”

他用开瓶器打开了葡萄酒的瓶塞，斟满了我们面前的两只高脚杯，端起一杯递给我，说：“毫无疑问，旅馆政委这样安排，是因为知道了你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表现，才会给你这样的特殊照顾。说说吧，你是怎么有勇气走上讲台的？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切，都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

我接过酒杯，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听见沙波斯尼科夫元帅和科涅夫上将的争执，觉得将军同志讲得很有道理，应该支持他一下，便递了张条子到主席台上去。甚至不相信条子能递上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地摇摇头，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你说，你递了一张条子。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看见我没吱声，他还是不停嘴地问下去。“不管你是什么身分，你还是写了张条子吗？也许，人家把你当做一位将军了吧？对了，军衔，你说出自己的军衔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