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将暮春，草木欣欣，黄莺鸟啼。便殿。　　“大家，夷狄之道终在以夷制夷。高丽、新罗、百济事端。终宜使其本族制之。若高丽内树可敌之者，再复新罗、百济，不必远征困乏，期之以经年，其内自以生变。劳远军制小夷狄，军需给养俱易困乏。所谓战事不可轻起，起必有克。否者昔炀帝之征，又如何耶？况吾国土辽阔，战事一开，他地有觊觎者，难免起兵之想。届时各竟烽火，将何以为？复经年以来，各地初定，实宜休养生息。军需粮草，本待于民。近载民生方息，未为深养，复以劳之，民必不堪。若因粮反乱，必成大患。至乎高丽，远地小夷，宜外耗其力，内树其敌，使其自乱。届时相机以为之，则事必俱矣。”媚娘言说着。　　“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　　“阿爷——”唐帝话音未落，太子早步入便殿。媚娘、唐帝之话语已俱在太子耳底。他有些惊异地用眼角余光看了媚娘一眼，这个若是娇艳之小女子于军国政事居然见地极深，这不是不令他讶异的。他早闻得媚娘精于文史，居便殿承旨，于阿爷政事常预以闻，今日有听，果见其然。　　　　然媚娘却沉默了，唐帝既非可言劝者，就不必与之言了。不可劝人不必劝之，这是媚娘向以来为人之旨。他人总当有出者，徐徐静观其变罢。　　　　果然朝中皆议。褚遂良出而进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　　众臣闻，称之不已。唐帝未为快，视众，有大不悦色。　　李世勣旁侧观之，异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徵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李世勣言出，唐帝觉大快意，傲然曰：“然。此诚朕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　　唐帝真志大空言者。媚娘暗下里叹了口气。高丽素耐久战，况北地苦寒，冬冰无草，战若延迟，兵马皆困，粮草亦自将顿于路途。届时以大唐之威，久攻小夷狄而不能克，适足以成自辱，亦贻笑于他国。况久攻不克，若不退军，必经年战。经年则兵马久疲，是为劳军，亦为疲军，军疲则不可以恃。且军需粮草，皆待于国，即国内岁收尚可，亦耗损国力。一旦岁收有歉，民必难安，不免流离。则此战究是为何，又或能何所得呢？　　　　殿上纷纷，众臣皆议其不可。倨傲之唐帝终不肯听，甚欲御驾亲征了。　　横见战事不免，褚遂良复上疏焉：“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籓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　　辞之殷殷，众皆以然。媚娘心下亦颇以之。　　然唐帝不以为可，顾左右群臣而言曰：“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凌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　　言毕四顾，骄之不已。　　群臣皆寂，知复劝亦不以为行。乃尔议定，将以为之。　　　　附：一、唐太宗之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帝（唐太宗）举数十万大军亲征高丽无功，病疾而返。终唐太宗生年，未能克之（高丽）。　　二、唐高宗、武后（武则天）之龙朔三年（663年），白江口之役，唐军克百济、倭（日本）联军。百济亡。（《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龙朔三年，663年，唐军）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倭，即今之日本）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帅众降，百济尽平。”）　　三、天皇（唐高宗）、天后（武则天）之总章元年（668年），盖苏文之子为引，唐军平高丽，高丽亡。（《资治通鉴 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总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勣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勣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馀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军继之，围平壤月馀，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勣降，勣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勣，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勣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