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人流走出柏林中央车站沿着大街往家走，一路上看着到处都挂满了红底白圈的万字旗。其实这旗子到不难看，可是战争永远都不可以被原谅。　　家里突然没了埃里希上蹿下跳大呼小叫显得冷冷清清的，让人有点儿不适应。我脱了鞋和外套走进房间，算了算日子，顺手从万年历上又撕掉一页。十一月一日，明天又要开始新的一个月了。　　还说要我等他一起过圣诞节，他真相信再有六个星期就能解决掉苏联？六个星期，恐怕就算没有红军挡路也不够他们在苏联国土上打个来回，希特勒真能忽悠人。我伸手抹了一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掉下来的眼泪，从床板夹缝里摸出来两把钥匙，打开了床头柜下面一个上了锁的抽屉。抽屉里只放了一个上了锁的小匣子。我用另一把钥匙把匣子打开，从里面拿出来一本样式极其普通的笔记本。　　本子前面记的都是报纸上抄下来的战报，最后一页用纯中文记了一条时间线。我记得日子的二战事件统共就那么三四个，但是如果被别人看见，大概足以把我当危险分子枪毙了。　　我快速地从前往后翻页，忽然一沓白页之中飞过几行红色，我停下来，又往回翻到了那一页，上面写到：　　“嘉宁，抱歉昨晚在你这里睡着了，还霸占了你的毯子。还有希望你不介意我醒来之后把你放到了床上。真可惜没能跟你告别，我得去赶九点钟的火车，答应了奶奶一回来就去德累斯顿看望她，她还在等着我呢。桌子上的鸡蛋是给我做的吧？我把它吃了，还擅自偷了你的一点面包，希望你别介意。　　我很快就回柏林。　　埃里希。”　　好像是他第一次去打仗，从波兰回来之后写的。我把这几行字又读了两遍。“抱歉昨晚在你这里睡着了”是他坐在沙发上打盹的样子，“霸占了你的毯子”是我给他盖上毯子的样子…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有他的画面。在他面前总不屑于表现出来，可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时常反复读着他写给我的信，笑得像个情窦初开的女中学生。　　我强行掐断第五遍重读，翻到最后一页把写着“巴巴罗萨”那一行的日期补全，打了个勾，表示已经发生过，然后在下面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边上写下“1942-1943，日期不确定”，最后合上笔记本锁回抽屉，转身走进厨房弄午饭。　　　　埃里希走了一个月、两个月，写来了第一封信；三个月、四个月，第二封信；五个月、六个月、一年……音讯全无。中间经历了莫斯科保卫战、哈尔科夫战役、斯大林格勒…广播里天天播着捷报，我算着日子看着德军节节败退，在短短两年里尤胜转衰。　　报纸我每天都买，拿来了就直接翻开看阵亡和失踪名单。终于有一天，邮差给我带来了一个信封。　　从埃里希走了以后第一次有人来敲门，我几乎是从沙发上跳起跑了出去。门外站着一个戴眼镜、穿邮政制服的男人。我还没来得及失望，脑子里就“嗡”的一声升起一个猜测。　　“早上好，小姐。您的信。”他递过来一个信封。　　我右手手指在背后攥成拳又松开，犹豫着接过来，在裙摆上擦了擦手上的汗才开始拆信封。　　“请您先别走。”我轻轻拉住邮差的胳膊。如果真是我想的那样，那简直令人不敢独自面对。　　邮差有些莫名地点了点头，看着我把信封撕开。　　我激动得手指不听使唤，掏了两三次才把里面对折的信纸拿出来。心跳快到直上头，“嘭嘭”地擂着鼓膜。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硬是没把一个字看进去。　　邮差扫了一眼封面就明白了，低声说到：“上帝保佑。”　　我强行集中注意力，终于看清印刷体写的一行大字“致战士家属”。翻开来，左边是埃里希的军装标准照。从来没见过有人像他一样笑不露齿也能看上去那么兴高采烈。右边是一段简练的印刷体，前后都是例行公事的废话，只有中间夹着一句：“中士埃里希.约翰尼斯.哈夫纳于1942年5月14日失踪于苏联，哈尔科夫，利普齐（注解1）。”　　我脚底软了一下，赶紧抬手撑住门框。　　“小姐，您自己小心。”邮差出声说到，同情中充满了漠然。频繁切无意义的牺牲已经打动不了那些曾经疯狂过的人民了。　　我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气若游丝地说了句“谢谢”，回身关上了门。　　邮差走远了，我攥着信纸麻木地想，一点一点靠着门滑坐到地上。身上的所有神经都在抽搐，嘴巴只要张开一条缝就挡不住断断续续的呜咽，可是没有眼泪。眼泪早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天流干了。手上的汗浸透了那张通知书，把苍白的纸揉成了一团，标准照上的人变成一张扭曲的笑脸。　　失踪？我气得发狠把信纸撕得粉碎，看着纸片纷纷扬扬落在地板上，却又不知道自己该怨谁。坐了一会儿，我扶着墙站起来蹒跚走过客厅，几乎扑在地图上找哈尔科夫的位置。　　用黑体字标出Charkiw（注解2）的一个点。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点，看到眼里都有了重影，心里还是不相信居然有人在那里失踪了。　　有点儿记不清那段时间我是怎么过来的了。有好几天的时间里，我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澡，没做过饭。饿了渴了灌点自来水，累了随便趴在什么地方迷迷糊糊睡一会儿，清醒的时候就一直坐在地上抬头看着地图，看哈尔科夫离柏林到底有多远。时间好像停止在了我接到失踪通知那一天，留下我一个人像洞里的虫一样苟延残喘。　　也许是因为柏林和哈尔科夫的距离怎么看都是那么长，怎么也不肯自己缩短，有一天我一气之下爬起来把地图从墙上扒下来“呲啦”一声扯成了两半。那一下子好像把时间也一起撕裂了，除了悲伤之外的东西像被阻挡已久的洪水似的从裂口涌进来。我听见窗外传来几声鸟鸣，新奇得好像失聪很多年的人忽然听见了声音。　　阳光明媚，夹杂一丝过堂微风，多像我第一次见到埃里希那一天。他的笑脸，他的眼睛，他金色的头发一样样在脑海中闪现，从未如此清晰。一滴眼泪终于自脸颊滑落，却流淌得十分平静。还没结束，我把地图卷成一团按进垃圾桶，我还可以等他回来。　　凯旋，阵亡，被俘…其实失踪才是最磨人心的结果。爱的人死了，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往，而活着的人还是要继续。被俘，最后一批战俘是1955年从苏联放回来的，运气最背也就是十二年，我等得起。失踪…其实多半还是死了，不过是换了个不同的词，就硬塞给你一线希望，你连让这个人成为过往、让这件事“过去”的权利都没有。于是多少人开始用多少个日日夜夜等一个也许永远回不来的人。　　去瑞士的事自然不了了之了。我就在柏林等他回来。纳粹排华，我不走，反正他们自己也坚持不了几年；盟军轰炸，我也不走，都炸了一年多了，我就不信真能炸死我这个天天躲在犄角旮旯里的中国女人。　　中餐馆简直是奇迹般地又开了业，我就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是再也没有在那里过夜，而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在晚上七点前回家。　　对于我来说，生活好像又回到了认识埃里希之前。来我家的人很少，隔一两个月可能会有人敲一次门。有时候是邮差，有时候是街道管理员，也有过一个敲错门的……　　我只比平时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等他回来。谁知道呢，兴许下次再有人敲门，打开门就能看到他穿着一身破军装站在门外傻笑了呢。　　本来日子能就这么过下去的，至少我相信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我在自己卧室里的床上睡下去，却没能在同一张床上醒来。　　　　对历史的一无所知，加上近十年的平静生活，让我几乎忘记了穿越这件事的存在，是以骤然回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那一瞬间的错愕令人反应无能。　　同样的一节历史课，教室里的灯光还是那么暗，屏幕上还放着同一部黑白的纪录片。半数的学生包括老师都撑着头昏昏欲睡。我揉揉眼睛，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哈欠，惊讶地发觉纪录片冗长乏味的内容居然还勉强能跟睡着前，或者说十多年前接上。　　我猛地从椅子上坐直起来，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校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位于西伯利亚的德军战俘营…据调查…”纪录片旁白用BBC经典的播音口音叙述。 　　“这不可能…”我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说到。　　就只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了，即使在黑白画面中都反射着阳光的金发，只不过稀稀疏疏地留在头顶，像是剃光之后长出来的一截头发茬。苏联的冷风刀子一样刮在人身上，战俘身上套着的囚服被吹得像一面面破烂的旗子。他双目空洞地走在一群同样形销骨立的人中间，仿佛连抬起头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　　埃里希，抬起头来，看看我。　　背上扛着煤筐的战俘伸手揉了揉鼻子，一点点抬起头来…　　黑白画面被切断，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画面中的这批战俘最终全部死于1946年的一场矿难。”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左手。连身上的一身衣服都没能跟着一起回到二十一世纪，那枚银戒指却还带在手上。原来发生过的事都是真的。1946年的矿难…原来我离开柏林的时候，他还活着。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相机？让我能看见栩栩如生的他，却又明白斯人已逝。空间被缩到最短，跨不过去的却还有时间。猴子捞月至少还能触到水中的倒影，我却只能看着他独自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