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穿越到德国的时候只有十五岁。也许穿越就该来点儿刺激的，毕竟我知道一堆当时的人不懂的新科技新发明，更重要的是我还知道历史的走向。但事实是不管是在二十世纪初还是二十一世纪初，不管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平头老百姓的日子都还是要照过。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30年代的德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知道比现在的中国差多少倍。　　我在柏林街头流浪了三天，没身份没户口，快要饿死的时候被两个开杂货店的中国移民救回了家。巧得很，他们夫妻俩的女儿跟我同岁，前几天刚刚病死。于是在街上看到奄奄一息的我，没有别的念头，就只想着赶紧带回家救活。知道我在这里举目无亲，就让我暂住在他们家，叫他们干爹干妈。两三个月以后，我学会了一点点够基本交流的德语，杂货铺不需要那么多人手，我就去了一家中餐馆当服务员。那个时候德国的华人圈子很小，互相之间都认识对方。干爸曾经帮过那个餐馆老板很大的忙，这个老板就想办法找了搞法律的人给我注册了身份。拿到了证件我就可以合法的留在柏林，从此不再是黑户口了。　　到中餐馆工作后，我除了逢年过节和放假就基本住在餐厅里，很少回去麻烦干爸干妈。他们家的房子不大，住三个人勉强了一些。说起来我运气实在是好得很，那个时候中国国内的斗争很厉害，一个在德国留学的军阀长子34年的时候忽然死了爹，家里就催着他回去打理家业，顺带成亲。要娶的也是个不得了的姑娘，两个人后来都是在近代史里查得到名字的人物。他临走的时候着急处理掉在德国的一些小产业，本来家大业大就并不在乎这些钱，听说我想要找地方搬出来住，就把他上大学时候住过的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套间折价转给了我。那时候柏林买房不比二十一世纪的北京容易，我省吃俭用攒了几年钱，居然在十七岁就有了自己的房子。　　那个学生回国上船那天是我去送的。1930年代，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简直少的可怜，整个柏林也数不出来多少。他学校离得不远，常来我们餐厅吃饭，我是个现代人的思想，放那个时候叫做开明，跑到这里之前又扎扎实实读了将近十年书，竟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以和他谈得来的人之一。那样一个时代背景，国仇家恨，民族兴亡，免不了一样样都一起聊过。　　那天下午，我看着他提着箱子形单影只的一步步走上回国的邮轮，不敢去想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充满硝烟的未来。我也没有想到就在短短七年以后，我又要送另一个人去面对同样未知又残酷的命运。　　　　留学生走了以后没多久，我就带着一箱子简洁的家当搬到那个套间里安顿了下来。我每周五下午回家呆一个周末，周一早上去上班，平时还是时常睡在店里。毕竟每天很早就要开工，我又是个懒得起早走路去上班的人。老板也不嫌弃，他巴不得我天天住在店里，大事小事都包揽了，他乐得清闲。就这样日复一日，每一天都过得何其相似。　　二战之前的那七八年也算得上是德国的一段黄金时代，科技和经济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一点点在往高走。即使缺乏新意，我对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平静是福，知道历史的人更应该懂得这一点。何况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转眼就是1937年的秋天，我在德国生活的第四个年头，离战争，还有三个冬天。十月，柏林已经渐渐冷了起来，那天午后却出奇的暖。太阳挂在天上，淡金色的光照得人简直有些睁不开眼，不像是在德国，倒像是把柏林整个儿搬到了意大利。对面楼的女主人穿着碎花棉裙，肩上披了一件薄薄的针织衫就站在小阳台上修建盆栽。难得有一个星期五不用工作，我锅里放了小半只从餐馆里顺回来的鸡骨架炖着鸡汤，自己窝在留学生留下来的老头椅里翻一本德文小说。　　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午后，楼道里突然传来一阵铁桶碰撞和年轻男孩说话的声音。紧接着我和对门套间的门就同时被敲响了。　　“是谁啊？”我一边问一边跳下老头椅跑过去开门。　　“希特勒青年团！”外面有个男孩子兴高采烈的扯着变声期的嗓子大喊。　　我抽回按在门上的手打了个哆嗦，对这个名头本能的感到害怕。在大马路上看见跟在家门口碰见那是两码事，这简直让人有种警察找上门来查水表的错觉。但仔细一想，这个时候的希特勒青年团跟一个普通的尊老爱幼学生团体也没什么区别，就还是开了门，尽量让自己看上去自然一些。门外那个梳榛子头的少年看到我反而一愣，本来清澈的笑容僵了下去，有些无所适从的看向自己的同伴。　　另一个跟他穿着一摸一样褐色制服的男孩子正背对着我跟对门的中年妇女说话。“我们来给您的居民楼送煤炭，顺便帮你们擦玻璃窗。”他说着举了举手上拎的铁桶还有抹布。　　女邻居高兴的连连点头，接过他手里的一同煤炭请他进屋，嘴里说到：“好孩子，谢谢你，真是元首的好孩子。”　　“弗里茨！”站在我门口的男孩在他进去之前叫住了他，招手示意他过来。　　“怎么了？”另一个男孩不明所以。　　“亚洲人。”我听见他凑到那个男孩耳边小声说到。　　“没说煤炭不发给亚洲人啊。”那个叫弗里茨的男孩绷着脸一本正经的说。　　“煤炭可以给她，但我可不给她擦窗户。”他边说边皱皱鼻子，“这女人的屋子里肯定一股怪味儿。”　　“那你让谁去擦？”弗里茨问到。　　“就别擦了吧，谁会管？”　　他们俩的声音越说越小，后来又嘀嘀咕咕商量了些什么，我就听不太清了。在那里站着平白无故听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这么一段言论，谁心里估计都要气得半死。反正玻璃窗也用不着他来擦，我正准备把发给我的煤炭要过来就摔上门回去看书，那个弗里茨突然扒到楼梯上朝楼下大吼：“组长！组长！埃里希！”　　“什么？”楼下有人喊回来。　　“上来！”　　不一会儿楼下就跑上来一个比弗里茨略高一点，带着帽子的男孩，手上提的水桶里放着抹布和刷子。他站在楼道里看看我，又看看弗里茨。　　弗里茨马上走过去揽过他的肩膀压低声音说到：“海因里希不肯给亚洲人擦窗户，要不就算了？这事儿中队长不管吧…”　　那个叫海因里希的这个时候也凑过去用德语飞快的说着些我听不太懂的内容。那个戴帽子的少年听他们说来说去，微微皱了皱眉头，接过海因里希手里的煤炭打发他下楼去给别家干活，又拍拍弗里茨的肩膀让他回去继续。最后自己走到我面前来，放慢语速一字一句的说到：“下午好，小姐。这是您的煤炭，请允许我为您清洁阳台。”　　我接过他手里的煤炭，刻意用柏林口音说：“我听得懂德语。我的窗户不用你擦。”　　他闻言愣了一下，垂下两排细密的睫毛用手不自在的揉了揉鼻子：“抱歉，海因里希他没有…”顿了顿又抬起头来，挺胸立正，说到：“对不起，小姐，我郑重向您道歉。很抱歉我们的行为冒犯了您。”说完就闭紧了嘴巴，目不转睛的直视着我。　　我有些局促的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有些泄气的垂下眼帘，小声说到：“您不打算原谅我们？那你会写投诉信给我们教官吗？”　　我微微张了张嘴，这才反应过来。居然害怕我写信给他们教官告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多大的人了，真以为他们教官接到一封亚洲人写来的投诉信就会罚元首的花朵们倒立或者扫厕所什么的？我咬了咬嘴唇把笑容憋回去，尽量严肃的说到：“这没什么，我不怎么在意…”，正要说“你可以回去了”然后关上门，他就不由分说的一下子抬起头，抢过我手里的碳桶一个箭步冲进了我屋里，边走边说：“太好了！那我给你擦窗户！对了，炭放在哪儿？”　　我这时手里还握着门把手，看着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把那桶炭放在了阳台上，然后在另一个桶里洗了抹布就要开始擦我的窗台。　　“你…”我抬手指着他叫了出来，又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他本来弯着腰在擦我的阳台栅栏，一脑袋金发在太阳底下晃得我眼晕。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了看我，问到：“怎么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自己咧嘴笑了起来，说：“哦，你想让我把炭给你放到厨房去吗？”说着就要去拎那个铁桶。我赶紧摆摆手，飞快的说到：“没事！就放在哪儿。你继续。”　　我靠着门框手足无措的看着他忙里忙外，好像这里不是我家反而是他家一样。最后他终于洗完了阳台准备告辞，我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元首的孩子，使唤起来多少还是会有压力。　　他在阳台上拧干了抹布，把刷子海绵利落的都丢回桶里，拎起来就要走。正好这个时候对面的门也开了，德国女邻居一边送弗里茨出来一边拼命往他口袋里塞糖和巧克力，宝贝得跟亲孙子一样。我心虚的回头瞟了费迪南一眼，琢磨着如果家家都这样我是不是也应该跟着学学。毕竟我的阳台本来是轮不着德意志的亲孙子来给我擦的…　　在屋里找了一圈也没搜罗出一块糖来，硬塞给人家两个鸡蛋的话毕竟有失风度，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口道：“那个，埃里希？要不要喝碗汤再走？”　　他拎着铁通杵在我的客厅里，一脸迷茫，大概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好…好啊。”他最终点了点头。　　我让他在餐桌边坐好，在他略微期待的目光中端上来了一碗泛着油的鸡汤，里面有一截鸡腿和几块土豆。他手里握着勺子看了半晌，突然说到：“这汤好奇怪，怎么这么稀？”他说完以后小心翼翼的抬头看着我。　　“亚洲人的汤都这样。”我尽量耐心的回答。　　他听罢迟疑着喝了一勺，咂了咂嘴，接着毫不迟疑的把剩下的汤喝了个干净。　　“好喝！”他吐出一截鸡骨头以后认真的评价到，脸上挂着堪称招牌的傻笑。　　我看他心满意足的喝完，立刻麻利的收掉空碗把他请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