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历史事件是必须提及的，就是“自治”运动。

“自治”运动是南北战争和直皖战争后的一个新兴主张，首倡自治的是湖南省。

身处南北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南，受战火洗劫最为惨烈，因此而逐渐地产生一种“保境息民”的强烈愿望，试图置身于国内政争之外。

“自治”的性质和先前各省时常提出的“独立”或“自主”完全不同。

湖南首倡的自治，主要是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客军侵入湖南。

这个运动从诞生开始便对北洋时代产生重大影响，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中央集权和联省自治一直在争论不休之中。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也各有利弊，谁都很难说服谁。

自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赵恒惕，后来在回忆当时倡议自治的经过时言道：“湖南主张联省自治，谭公组庵实首倡斯议，日后余等之积极推行，实以完成谭公未竟之意旨而已。缘护法战争，湘省首当其冲，受祸最烈。张敬尧之荼毒三湘，尤令省民身受其痛。故九年夏湘省光复，谭公即于七月十七日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筱电，宣告湖南省自治宗旨，冀超出南北政争之外，予省民休养生息之机会。当时上海北京各界名流多表同情。至于省治之初步展开，则在是年冬季翦除反侧，安定全省之后。

“首先成立省宪筹备会，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挽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分任三路筹备委员。复敦聘名流专家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汤漪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假岳麓书院开会草拟宪法，自民国十年三月中旬，迄四月中旬，前后凡一月，谢绝访客，悉心起草。以后复召集审查委员会，详细审订修正。审查会由大县推举代表二人，小县推举一人组成。惜因种种关系，宪草之审查迟迟不能完成，而援鄂战事又告发生。省宪之正式订定与联治运动之具体进展，乃在援鄂失败之后。然而联治之说已风行全国。国民苦于南北兵事有年，联治运动有时雨之望。名贤纷纷撰论阐扬，川、滇、浙诸省相继仿效，而鄂人且乞湘援手，助成其省治之实现也。”

或许，自治迎合了称霸一方的督军们诸侯割据，也迎合了各地民众反对外来干涉和祸害保境安民的希求，所谓上下齐心，自治运动可谓声势浩大。

民国九年冬天起，几乎各省都先后提出了争取自治的要求，各省的团体争取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当时的各类报纸。

在北京，自治运动有两个大的组织，一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十二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四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

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与民主政治的发育状况相关。现代国家，很多地方都实行自治制度，大多都运转的不错。在那时的中国，若想真正实行自治，先决条件是必须废除督军。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本省人做了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一个傀儡，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即使督军是本省人，也不过是本省军人的专制。

自治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快触及到军人政权这一块，于是废除督军和主张民选省长成了自治运动的主要取向。

前边提到过，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决议废除督军。与此同时，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

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后，于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

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代表到上海，于民国十年年一月十七日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北京政府，本就没什么作为和行为能力。一方面，对“自治”运动虽然不赞成，但无力反对。另一方面，不敢得罪握有兵权的各省督军，更不能随便调动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尽量派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回应各省自治的诉求。

督军们有的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便又常发生北京政府任命的省长，因事先未征求各该省督军的同意而遭拒绝。例如，北京政府任命的湖北省长夏寿康，因为受到督军王占元的反对，开始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很快就被驱逐下台。

风行全国的“自治”运动自然也波及到了广东，与别地不同的是，广东人“自治”运动的要求是把桂系赶走。

而另一方面，直皖战争中直系大胜后，一直以来和直系一唱一和的桂系，也拟借这机会混水摸鱼。具体计划是派兵入闽，想法是一石二鸟，表面上是伐闽，进军时顺道先灭粤军。

得知桂系计划，为了回应广东人粤人治粤的要求，陈炯明下决心率军回粤。

一九二零年八月十二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誓师，分左右中三路回粤。

以第二军全部任右翼，由永定、上杭、武平进攻大埔、松口、蕉岭、平远由许崇智指挥，负责进攻韩江上游，占领梅易、兴宁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