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虽然历时仅仅十二天，但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直、奉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更将民国以来的两大法统孙逸仙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此次复辟之后，北洋集团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复辟后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的兵戎相见，使得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皿煮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

对张汉卿有利的是，在他的一连串动作下，东北政局比正史上更快地倒向张作霖。现在的张作霖，俨然作为整个东北的代表，一个独立于其它政治群体之外的奉系，呼之欲出了。

因张勋复辟而号召护法，广东省长朱庆澜邀孙逸仙赴粤，程璧光海军独立，载孙、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人南下广州。抵达广州之时，段祺瑞正“再造共和”，拒绝恢复被张勋废止的1913年选出的国会。这样一来，国民党员居多的国会就彻底歇了菜了。所以孙逸仙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军事征南方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迷梦，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因为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祺瑞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就是这一期间铸成的。

此时的中国民间，对于日本的恐惧和敌视是并列的，从对二十一条的反应可知。段总理深知自己的声望和当初的袁大总统还是有点差距至少在袁总统手里北洋派还没分解成直、奉、皖等。连袁大总统都不敢做的事，要是自己堂而皇之的向日本借款，而答应了一些见不上台面的条件，直接就坐实了卖国的指控。

既然需要大义的幌子，重拾当初加入一战的大义就是个很好的幌子。

数年前的1914年7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中国一开始选择了置身事外。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保持中立是很自然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一是战争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无论德奥还是英法，都无所谓人道、公理，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中国没有必要为列强效力，况且参战对中国并无直接的好处。二是中国力量弱没力量加入任何一方作战，也没有力量制止任何一方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三是畏惧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挫折，一次次丧权辱国，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无论参战还是中立，都需要能力。中国既然没有力量参与作战，那么通过中立维护自身的利益怎么样呢？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想置身事外只是一厢情愿。

欧战双方虽然在中国都有少量兵力，但由于中国远离欧洲战场，对战争胜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限制战区得到了交战双方的赞同。按理说，欧战双方既有此意愿，远东战事似乎可以消弭。然而，中国限制战区的希望却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此时，列强卷入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巴不得战火早日烧到亚洲，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借口对德宣战，日本内阁通过了参战决定。在中国宣布中立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舰队便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准备趁火打劫。当年9月2日，日军在远离胶州湾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这是日本国继日俄战争后，第二次与别国的战争选择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

为了防止列强在中国争夺厮杀，北京政府早就公布了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24条：“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其有违背前项规定者，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各交战国有破坏中国之中立条规者，中国如以各种方法阻止之时，不得视为启衅之举。”显然，中国政府的规定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有关中立国权力的原则，如果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应该得到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