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兄弟编这《艺文类聚》编了整整两年。从武德五年到武德七年，一直以修文馆为家，有段时间面黄肌瘦，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干枯老头儿。而且在这修文馆之内也不用太修边幅，乍一看比他任给事中时候的那种锦缎官袍加身的模样要差远了。

我时常开玩笑说你若再不回家梳洗，明日这守门的卫兵便会觉得这屋里坐着一个成了精的老猿，要找道士收了去。

终于编完之后上奏朝廷，渊哥赏了我们这些人二百卷锦帛。这项大工程终于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而我兄弟之后又迎来一件喜事，那就是徐氏有喜了，当时在朋友圈里还挺轰动的，他这“老来子”是真的“老”，看来编完了书他自己也是身心都放松下来。第二年徐氏给他生了个儿子，便续了弦，成为他家正式的女主人，我们也都送去了贺礼。

现在想来，从旁人的眼光来看，在渊哥在位的年间，应该是我兄弟人生的高光时刻。做成了两件影响后世的大事，还在年近古稀又得了个儿子。

只是当时的朝堂上的局势却已经风声鹤唳，处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甚至又回到了隋末那段精神紧绷、每日焦虑的时候。

与隋朝不同的是，那个时候是天天担心的是这国家弱得要完蛋，而现在的这个国家，却是在一阵极度扩张、高速攀升之后，不得不面对“胜利果实分配”的问题。

至今我也说不清，“弱到无可奈何等着被杀”和“与当年的亲人、战友反目争破头之后遭杀”哪一个更惨一些。

其实在我们南方团第一次在长安聚过之后，我就与我兄弟讨论过局势。那个时候秦王的文学馆才刚刚成立，朝堂之上大多数人还都不知道他们会在几年之后面对怎样的巨变。但是我兄弟那个时候就对我说，恐怕局势不太妙。

倒不是我这兄弟政治敏感性超群，而是他从褚遂良的字中，似乎又读出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味道。

“拓疆征杀之人，见惯生死，心中则暗生戾气。一时便会觉得世间之事，皆应用武力解决。”他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再与朝廷政治一遇，便是不妙。我父亲就是如此。”

我这才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去看待的。

“即使褚家父子有过征战经历，可那虞世南和秦王文学馆的诸多幕僚皆是文学之士，而且我看这李世民虽然征战四方，可是为人和善，善识人才，不似那武将般有勇无谋，目中无人。”我说道。

“这人性人心的变化是没有一刻静止的。”他道：“你我现在皆无法判断以后，只是我看圣上的态度也有些暧昧，如此一来，隐患不小。”

我兄弟当时有辞官之意，一来当然是他不适合这个岗位，二来便是心中隐隐已经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作为曾经政治杀戮的幸存者，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如果说李世民刚刚被封了“天策上将”，大家还沉浸在国家版图拓张、国力发展的欣喜之中的话，那么在往后几年，正如我兄弟预料的，“隐患”已经走上了台面。

我多么希望在当时我可以开着上帝视角看一看到底谁会赢，可是事实却是，形式纷繁复杂，朝堂之上人人皆危，却又有人各种跃跃欲试，阴谋与野心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