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记得十岁那年的某个傍晚，老妈突然跟我说，如果我今天可以把晚餐的碗筷全部洗掉，就奖励我五块钱。

那时五块钱意味着可以买十袋小浣熊干脆面，或者一大袋大白兔奶糖，甚至是几个奢侈的冰激凌蛋筒。

我欣喜若狂地承接了这个任务，还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更多的职责，比如，洗完碗后，我把炤台和橱柜擦得一尘不染。

当我满头大汗地从厨房里钻出来的时候，老妈果然信守承诺，递给我五块钱，还满脸慈爱地说：“我家丫头真是长大了。”

这句赞许，远比手上的五块钱更让我开心。

因为那时候的我，以为当大人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可以拥有花不完的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自己所有心仪的零食。

可惜后来我发现，长大并总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因为老妈不会再给我一毛钱，却继续指使我洗掉家里成堆的碗筷。

再后来上了初中，一到暑假，我的无偿劳动范围就扩展到家里的一日三餐，一百多平上下两层的地板清洁，还有晚上睡觉前的席子，要用喷有花露水的凉水，仔细地擦试几遍。

好几次，我跟老妈闹革命，表示同学在自己这个年龄，会得到很多零花钱，跑去买贝克汉姆的贴画，而我，什么都没有。

老妈插着腰说，你从十岁开始，就已经长大了，怎么还惦记着那些幼稚的贴画？

这一刻我才知道，当初的五块钱，已经买断了我所有幼稚的权利，可我又不是眼前这个严厉而精明的女人的对手。

天知道，我有多讨厌当一个空有“大人名分”的小孩。

不过，老妈这种“揠苗助长”式培养计划，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却戛然而止了。

（2）

那时，我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必须每天五点半起床，晚上九点半才放学，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只有星期天下午的四个小时是自由的，可是老师会在下课前塞很多试卷过来。

而老妈这时候，辞工成了全职家庭主妇，照顾我的日常起居，而我也理所当然地推掉了一切繁琐的家务，家庭地位突飞猛进，成为重点保护对象。

渐渐地，老妈对我的照顾，已经体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天回到家，浴室的水已经放好，温度调试完毕，换洗的衣服整齐地码在了一旁。如果是寒冬，提前灌好的热水袋已经把床铺烘得暖暖的，如若是夏天，老妈会提前把席子铺好擦好，风扇也早早备在旁边。

于是，高中的三年，我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柴。再后来外出求学，宿舍里有阿姨专门洗床单，食堂里有新鲜的一日三餐，我除了洗几件衣服和整理床铺外，几乎到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地步。

（3）

这直接导致工作后我第一次外出买菜，竟茫然到不知如何下手，脑海里拼凑不出一盆菜该有的样子。

于是我挑了几个番茄和鸡蛋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到底也是有过做饭经验的人，我望着案板上稀拉拉的几个食材，终于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菜谱，西红柿蛋花汤。

于是我先烧了一小锅开水，然后把鸡蛋搅拌搅拌，倒进锅里，再把番茄切成块，扔进去，最后撒了一点盐。

几分钟后，关掉煤气，等锅里翻滚的热气消停下来，我发现西红柿和鸡蛋像是两个吵了架的恋人，谁也不黏着谁，舀了一勺汤小心放进嘴里，发觉像是喝了一口咸开水，也就是说，不仅是西红柿和鸡蛋分家，连水都带着盐自立门户，他们根本不屑于跟对方产生任何化学反应。

最后我放弃了这锅烫咸水，生吃了剩下的番茄，然后跑去便利店买了酸菜牛肉泡面填充了饥肠辘辘的肠胃。

不过作为一个从小被磨砺过的废柴，唤醒记忆是迟早的事情。大约半年后，我又可以游刃有余地做出两三道像模像样的家常菜了，加上每个月按时到账的薪水，我终于可以做一个胡吃海喝的大人了。

可是作为一个大人的烦恼又接踵而至。

毕业后的第二年，老妈像是魔怔了一般，隔三差五打电话过来，跟我唠叨着城东有个青年才俊，城西有个适婚青年，这节奏好似我第二天就会成为婚嫁市场上的黄花菜。

（4）

这简直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班内特太太嘛，但现实可没有宾格利以及达西这样腰缠万贯的邻居。

那时，为了争夺自己所谓的婚恋自由权，我把青春期缺席的叛逆劲儿全部使了出来，听不进老妈的任何一句“忠言逆耳”，还作对一般，喜欢上了一个比我还瘦的穷小子，老周。

老妈知道后，失眠到半夜，老爸连连叹气。一开始，两个人统一战线坚决反对。

但我越挫越勇，用争吵和冷战逼迫他们屈服。而这招也十分奏效，小时候总是一声怒吼就能把我吓尿的老爸，看见我一把鼻涕一把眼地瞪着眼睛死倔死倔的样子，只能长长地叹一口气，亲手把我送上了去往老周家里的长途汽车。

那天，我坐在汽车上，看着老爸佝偻着背，低头蹒跚地走出车站，突然理解了朱自清写《背影》时的心情，心酸得直掉眼泪。

身边坐着我笃定的爱人，眼前是无奈而不舍的父母，我突然明白了那句话，我与父母注定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途。

但我，还是以全盘背叛的姿态，逃离了父母，逃离了家乡，走上了自认为完全自由的道路。

可是自由的路并没有放任我飞奔多久，命运就给了我一记毫不留情的重击。

这个重击来自母亲，她病了。

听闻老妈身体不适的那天，是我刚入职新公司的第一个月，我一边应付新工作到焦头烂额。一边面对着医院接踵而至的预约检查单。

（ 5）

那段时间，医院的门槛都快被我踏破了。

但坏消息一个跟着一个，检查报告的数据像学生时代的试卷分数，揭晓的那一刻就是死神的审判。我第一次体验到恼怒但无力的感觉。

恼怒来自于对命运不公的强烈不满。

也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面不改色的撒谎。老妈每次问起病情，我都满不在乎地说，这点小毛病担心什么，我们可是在医疗发达的上海，我害怕医生嫌弃我们大材小用呢。

可是离开病房后，我经常焦虑到需要用暴走来缓解自己无处释放的压力。

有一次，我下班后赶到医院，老妈正和临床的病友聊天，病友看见我，啧啧称赞，说老妈有了这样一个懂事孝顺的女儿，真实有福气。

老妈第一次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个赞赏，自豪地说，对呀，我家丫头，真的长大了。

这次，我找了一个去洗手间的借口，狠狠擦了一把眼泪。

原来，成长是需要隐藏眼泪，原来，成长是需要学会说谎，原来，成长是以父母的衰老换来的。

再后来，老妈的病情渐渐稳定了下来。医生宣布她可以不用再住院的时候，我的开心，比高考成绩揭晓的那一刻更开心，也懂得了这世间所有的成功和喜悦都不及身边至亲的健康和平安。

我不知道当我懂得这句话的时候，算不算真的长大。那天牵着老妈走出医院的时候，面对着晃眼的阳光和如潮的人海，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午后，妈妈牵着生病的我，慢慢走出医院，那时我的手里，正津津有味的吸着一支棒棒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