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圆在高考之前三个月左右，出现了生理上的不适。这种不适，是非常难以启齿的。她的生理期变得很不规律，刚刚才结束没两天，就又回来了。淋淋漓漓，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疼痛仿佛一层膜，紧紧地覆在了她的身上，让她感到呼吸困难，甚至，第一次地，想到自己还是死了更好。

每天早晨，她在周身疼痛中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皱上了眉头。亦或，这眉头即便在睡梦中也没有舒展开过。因为，就是在入睡之前，疼痛也完全没有撒开攥紧她的手。她说不出来，自己为什么这样地难受，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这里那里明明全都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组成部分，却如此自作主张地呻吟，一点也不给她这个主人面子。她感到属于她的这具身体，也许从来都不曾属于她过。她曾经以为它属于她，其实不过是她盲目的乐观自大罢了。

圆圆没有办法对妈妈诉说她的疼痛，对她来说，妈妈不是一个值得倾诉的对象。虽然，这倾诉也许能换得妈妈带她去看医生，再经由医生之手解决问题。圆圆没有说，但花姐还是发现问题了。花姐发现圆圆的不正常，不是因为她注意到了圆圆紧锁的双眉（在她看来，女儿一直都是这副闷闷不乐的表情），而是因为她要给圆圆洗衣服，生理期这种事情，因为瞒不了衣服，所以也瞒不了妈妈。

所以，花姐把圆圆领去了医院，在照顾大黄直到去世的过程中，她已经跑过很多趟医院了。如果可以，她再也不想回到这里来了，因为，即便只是路过医院的大门口，她也会心头一紧，脑海里浮现出大黄弥留之际的叹息。现在，当女儿也病了的时候，她不得不把这种顾虑抛到了脑后，而专心地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妈妈，一个耐心的陪护。

看完医生，她们提着一大堆中药回了家，那之后，好长时间，花姐天天蹲在向房东借来的小炭炉前面，用一把破旧的扇子轻轻地扇风。一早一晚地，黑漆漆黏腻腻的液体代表着花姐的母爱经由那细细的喉管流进了圆圆的身体里。

慢慢地，也许是那些难喝的中药起了作用，不老实的生理期变老实了。

待到考前一个月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次，花姐倒是在圆圆之前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她自打上次的生理期事件之后，就增加了十倍的注意力来观察圆圆。就连在出租屋外面的雨棚里面洗碗的时候，也时不时透过那扇小小的窗上的玻璃看看她。为了这，她还专程把那块估计装上去之后就再没清洁过的玻璃擦干净了。

新的问题，是圆圆的手在发抖。当她写字或者做其他的动作的时候，这种抖动就被其他的动作替代了，可是一旦没有优先级更高的动作，抖动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接管了手的控制权。

花姐很慌，但这算不上需要去看医生的大毛病，她虽然着急，但也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好。陪读的几年里，她倒是积累了一些同样的陪读妈妈朋友，跟她们围绕着应试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数不清的讨论（就连圆圆自己感到难以启齿的生理期问题，也被花姐在这些妈妈们面前“大肆宣扬”了一番）。但是，真有困难的时候，这些朋友是不大靠得住的，一伙子人七嘴八舌，能不把事情搞得更糟就阿弥陀佛了。

花姐还是去找了医生，就是上次给圆圆治好了生理期紊乱问题的那个老太太。在城市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花姐自然知道城里的医院是不讲什么“人情”与“售后”的，应当一码归一码。不过，她出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妈妈的心理，还是怀着侥幸心理去找了那位老医生。老医生听完了她的讲述，安慰了她，告诉她很多应试生都有过这样的问题，让她不用太担心。另外，告诉给了她一些食材的名字，说可以缓解压力的，嘱她经常给女儿做一些。

如此这般，花姐满怀着感恩之心从老医生的诊疗室里走出来了，以“尽职妈妈”的自豪感为盾牌，以从菜市场买来的降压食材为刀剑，又硬起头皮朝着那个她不熟悉的领域杀将过去了。而且，按照老医生的嘱咐，她暗暗在心里盘算着，找女儿敞开心扉地聊一聊，告诉她不要有太大压力。

终于熬过了高考，估完分，圆圆和花姐都长舒了一口气。不出意外的话，报考全国最顶尖的大学也完全没问题。而且不会出意外，因为填报志愿要在分数真正出来以后。

母女俩的心情都好，但却不是同一种好法。

花姐的高兴在于她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一次，她是荣归故里，和上一次灰头土脸地被赶回来不一样——这一次她扬眉吐气了，可以好好同她的朋友们吹嘘吹嘘女儿的好成绩，传授传授她的教育方法。而且，家里的房子宽敞得多，住起来也自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