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户是个自己找上门来的精瘦的黄脸男人，个子还算高但是闷声闷气。这母女俩也是穷疯了，把这样看着就不好惹的家伙往家里引。说起来不怪她们，房子实在太偏僻，周围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好。别墅的所在地是当年毛爸爸挑选的地方，毛爸爸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升值大赚一笔的。结果他死了这几年，周围没有任何新的小区盖起来，别墅区里面住户倒是越来越少了，以往的“清净”成了“冷清”。这里距离任何一个工厂都远，附近也没有像样的学校，就算她们把房租标得再低，也没有租户找上门来。所以，管他是黄脸还是红脸白脸呢，只要给房租就行。

黄脸男人倒是从来不拖欠房租，这让母女俩颇为欣慰。但因为他面相不友善（胖人看瘦人，恐怕难免要有这样的感觉），又不爱说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多半是从海阔天空或家长里短的闲聊中开始的，一起侃大山倒好像是聚众狂欢的一种），母女俩没谁敢去过问他的私事。

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做什么的？一开始，她们连这都一概不知。

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好奇，尤其是对于花婶这样失去了丈夫和闺蜜、连邻居也越来越少了的中老年妇女。花婶没法不悄悄观察黄脸男人（他在租房合同里写下的名字叫黄友余，“黄”倒是衬了他的脸色）的一举一动，因为没有别的事来分散她的注意力。

黄友余出门回家的时间都很规律，他不开车，也没有车，总是步行（花婶真想跟踪他，但又始终没敢），而且从没见他大包小包地扛过任何维生工具，几乎总是空手进出。花婶左思右想，愣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她觉得他是在固定的地方上着班的，可是他又实在缺乏那种学者的气质。（对于学者的气质，花婶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丽的爸爸，那个周教授。）花婶有时也会担心，毕竟自己家里有个虽然不是如花似玉，但也正值年华的女儿。担心的心情加上好奇的佐料，使得花婶不管什么时候，都拿一分精力留意着黄友余和他房间里的动静，时时竖着耳朵不放过一丝一毫讯息。

就花婶所观察到的，黄友余虽然独享一个宽敞的大房间，但从没带女孩子回来过——这是花婶对他感觉不错的重要原因。他那样正值壮年，恪守规矩本来就更难。花姐想到她的丈夫毛大富，明明已经过了中年奔老年了，还不是因为小女孩出了事。这使得她心里越发给她的租户黄友余先生加了分。

还有一次，花婶在前院打理蔬菜，刚好瞥到黄友余从一辆车上迈下来。车看着像是公车，白的，上面印了字，不过花婶分不出是什么单位的。距离远，字又小，花婶眼神又不大好，不能怪她。

要真是公车，搞不好黄友余还是个公务员呢。可是左看右看，又觉得不像。要说像，只能是城管这种自带凶神恶煞感的。不过也说不定黄友余是被抓的那个呢，但是抓完了还有坐车送回家这样的待遇吗？

花婶左思右想，想到脑壳疼，算了，干脆不想了。

刚跟自己说完“不想了”，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思绪还是回到那位令人充满疑惑的黄友余先生身上来了。看来，不想，是做不到的了。好在还有花姐在，那拉着女儿讨论吧，女儿是年轻人嘛，脑袋还是要好一点的。

花婶忙着琢磨黄友余的日子，花姐也没闲着，成天东奔西跑，就想再找份工作。她长得不好看，学历又低，没什么专业技术，还是伤残。哪个单位啊个体户啊能愿意用她呢？所以她力气没少出，鞋底都磨薄了，却连个试用期都没弄到。

吃的闭门羹多了，花姐也心灰意冷了。寻思着自己倒腾点小买卖，多多少少赚点生活费。正巧花婶来找她讨论黄友余的职业，一下子戳到了花姐的痛点上——一个其貌不扬的臭男人都有职业！花姐不好明着发作，阴沉着脸说：“他是做什么的关你什么事儿呢？只要他按月交房租不就好了。你管的那么宽，难道是要招他当女婿？”——话刚一说完，脸马上就红了，实在不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大姑娘该说的话。这都怪以前在工厂里工友们都是这样粗俗，外加如今找不到工作又实在令她心烦上火。

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花姐赶忙把自己关于做点什么生意的想法拿出来，跟妈妈商量。这下子，真真切切的烦恼替代了无关紧要的东西，母女俩谁也不比另外一个更轻松了。做生意总是要本钱的，存款就那么一点儿，不敢拿来打水漂。况且做什么买卖呢？花姐倒是会啥啊？

哎，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