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心底对张真人这套很不以为然、但又不得不遵从，天命皇朝的精英人士就不太愿意提及他。但凡需要提及的场合，通常都用天命二字来代替。　　值得庆幸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位守护仙人的现身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甚至上百年都不露踪迹。既然守护仙人不怎么出现，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精英人士，就开始故意少提及甚至干脆根本不提及张真人，特别是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如果只看天命皇朝的官方史书，甚至会以为张真人根本不存在。　　可惜的是，天命神剑还在，关于张真人的传说也一直在民间流传。正史越不记载，底层平民就把他想象得越离奇，最终成为了民众的精神图腾。因此，天命皇朝的统治阶层对张真人再不满意，却不能彻底抹杀他的存在，更不敢直接对抗他的权威。只能采取切香肠的办法，一点一点地试探张真人的底线。　　余怀谦提到的朝廷典制问题，就是切香肠切出来的后果。　　张真人遗留的典章中，有两条根本性的政策，虽然经历了千年，却从来没有改动过。直到十年前成德皇帝上台，为了安抚支持他上台的社会精英阶层，这两条政策才被变相废止。　　这两条政策，一条叫做命田制度，另一条叫做产税制度。　　所谓命田制度，就是按人头给所有天命皇朝子民强行保留最基本的农田。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命田的数量从两、三亩到十来亩不等，但肯定足以保证人的生存。这是保命用的，所以叫做命田。　　命田按人头计发，不得进行买卖。谁若是买了别人的命田，对方随时可以赖账，打官司也得不到支持，等于是白白送钱给人用。　　为了保障命田的充足稳定供应，朝廷依托地方政府，在各地保留了由官方控制的储备田，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命田。如果人口增长太快导致命田数量不足，当地官府就会组织开垦荒地，或者从私人手中以官方牌价回购富余的土地。　　在这样的制度保护下，再穷再懒的人，怎么也有几亩命田，自己不肯种还可以租给别人，不至于变成饿殍。　　命田制度可以视为天命皇朝的穷人低保，产税制度就是命田制度的另一面，可以视为天命皇朝的富人调节税。　　所谓产税，也即产业税的意思。天命皇朝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田地乃是最重要的资产，产税就集中体现在田地上。对于工坊、店铺等非农产业，产税制度并不涉及。　　产税是一种递增税，命田不用上交产税，超出当地命田数量一倍以内，产税为当地粮食产量的一成，往上逐步递增，当家庭拥有的田地数量超过命田数五倍之后，税收就达到了百分之百。其实这时种田早就亏本了，因为粮食要全交，种地的成本却要自己来承担。　　所以天命皇朝成立千年以来，有大富豪却没有大地主。大富豪再富，只要不去侵夺贫民的地产，整个社会就能维持基本的稳定。而大富豪积累的金钱不能置办地产，就只好投入到经商、开矿、办作坊等工商业活动中来，又从侧面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命田制度保证了天命皇朝不出现大量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农民，产税制度保证了天命皇朝不出现极端的土地兼并现象，财富也不会被束缚到土地上，而是可以有效地投入到流通领域去。在这两条基本制度的保护下，天命皇朝保持了千年的富足与繁荣。　　可惜的是，同样受到这两条制度保护的精英阶层，却根本体会不到张真人的睿智与苦心，反而将其视为最大的束缚，想尽一切办法要摆脱它们。成德皇帝上台后，迫于精英阶层的压力，逐步突破了这两条制度。虽然没有明着废除，实际却已经是名存实亡。　　在命田制度上，命田的名义还保留着，但开了允许命田流转的口子。只要有这个口子在，有钱有势的人，自然能够慢慢把别人的命田弄到自己名下来。产税制度也做了调整，不再使用阶梯税制，而是采用统一的拾一税。也即不管你有多少土地，统统按产量的一成交税。　　这两个调整，等于是打开了土地兼并的大门。随着时间推移，天命皇朝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其恶果也逐步体现出来。　　成德皇帝刚登基时，土地兼并刚刚开始，还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而民众从战争负担中解放出来后，爆发了一个生产、生活的高潮，这也是邱定邦所说近十年来人口数量和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但随着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表面的繁华之下，危机已经悄然浮现。　　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同样需要生存，对于其中比较勤劳的那些人来说，谋生并不困难。天命皇朝的工商业比较发达，新兴的地主阶层同样需要雇佣大量的劳力，不管是做工还是种地，只要舍得下力气，混个温饱还是没有问题。　　可那些最先失去命田的人口中，很多都是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无赖。这些人图短期痛快，把命田卖了好逍遥快活。他们可不会老老实实去给别人打工，命田换来的钱财消耗一空之后，往往铤而走险，靠盗窃、抢劫等非法手段谋生，导致恶性案件激增。　　社会的发展与犯罪率的提升并不是绝对的矛盾。由战争转入和平，带来了一段时间的人口和财富增长，这个趋势依然还在，土地兼并的恶果却刚开始展现，刑事案件的增加，也不会造成社会层面的急剧动荡，暂时还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唯有去年也即成德九年，天命皇朝北方大面积发生的旱灾，才从社会层面暴露了这种政策调整带来的巨大弊端。　　如果有命田作为保障，即使发生严重的旱灾，农民至少还有点以往的余粮，多少可以坚持一阵。可经过十年的土地兼并，很多农民已经彻底失去土地，只能靠当佣工谋生。佣工可能积存一定的财富，却不可能积存多少粮食。旱灾发生后，种地不再合算，地主自然不再雇人，工商业也受到冲击，很多工人都被开革出去。而此刻粮价飞涨，这些佣工和工人的积蓄，根本买不到多少粮食，很快就彻底失去了生活来源。　　单纯这些也没事，因为还有朝廷赈济。可惜的是，命田制度调整后，配套的赈灾制度却没有做相应的调整，依然按照命田数量发放赈灾物资。这在原来是合理的，命田就代表着人口数量，按命田救灾就等于是按人口救灾，如今却不是这么回事。　　按道理说，既然命田允许流转，那流转到别人名下之后，也就失去了命田的属性。可命田有免税的好处，那些地主为了减免赋税，都不愿意更改命田属性。在农耕社会，地主与官员其实就是一类人。地主想逃税，其实就是官员想逃税，在具体行政层面毫无阻力。最后的结果，就是命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同时，却还保留着命田的属性，根本不用交税。　　由于政策调整滞后，到发放赈灾物资的时候，最需要救济的失地人口什么都领不到，最不需要救济的大地主，反而顺理成章地领到了绝大部分救济粮。再加上行政体系的内部损耗，赈灾效果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在天命皇朝官场，去年旱灾导致的种种乱象，几乎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过上上下下又都很有默契，把原因都归结到了百年不遇的天灾上。至于在各地出现的流民，在某种神秘力量的协调和支持下，地方官员也都原地控制住了，并没有酿成大规模的民变。　　这次险些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危机，引起了成德皇帝的高度关注，专门盯着户部出台了补救措施，也即改变赈灾物品的发放方式，把发放基准由命田改为人头。这个措施已经悄无声息地推行下去，今年南方的水灾就是如此处置的，初步看效果还不错。当然，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解决此事，还需保证贫民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此事十分敏感，从来没有在朝议的场合公开讨论过。刚刚发生的时候，余怀谦可能确实不清楚。奇怪的是，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期间余怀谦还安排人去调查过，他调查过后不说，却偏偏在今天把此事翻了出来。　　成德皇帝坐在龙椅上，心底有种不详的预感：余怀谦在此刻发难，到底是何居心？此人的忠心，难道也是伪装出来的？　　成德皇帝上台后，一直存在两个致命的隐患。一是没有得到天命神剑，皇权的合法性容易受到挑战；二是白狼山会盟，使得他有把柄被人捏住，不单时时刻刻担心暴露此事，其对内对外的政策也受到牵制，无法彻底放开手脚。　　但去年旱灾发生后，成德皇帝很快意识到了新的隐患，那就是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矛盾，并且这还是由旧隐患引发的。正因为忌惮白狼山会盟的幕后操控者，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成德皇帝才变相废止了命田制度和产税制度。　　自从天命皇朝成立，就建立了这两条制度，也就一直保证天命皇朝不出现极端的贫富分化现象。世上没有先知先觉的人，既然历史上没有先例，成德皇帝包括那些极力推动此事的富豪，都未曾想到，一旦启动了土地兼并，居然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即使到现在，成德皇帝更多的担心，也是害怕余怀谦揪着此事不放另有目的，对政策本身弊病的担心，反而放在了其次。　　余怀谦逐步把话题引到去年的灾荒上时，户部尚书杨昭德不淡定了。在地方上，赈灾是各级地方官府的事，到了中央，赈灾就是户部的事。为了掩盖政策层面的失误，也是为了保护大地主们的既得利益，在去年赈灾以后的政策检讨过程中，杨昭德做了许多手脚。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故意忽略了命田、产税制度调整后的致命缺陷，只是修改了赈灾政策，典型的避重就轻。这些事是户部在皇帝授意下直接做的，连几位丞相都未曾合议过，就更别说朝议了。如果现在拿出来讨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宪台大人，请恕下官愚鲁！圣上问的是如何应对狼族的入侵，可你说的这些事情，下官听了半天，却听不出两者之间有何关系！”　　余怀谦捋了捋雪白的长须，继续摆他的老资格，非但不正面回答杨昭德的问题，反而慢条斯理地反问道：“昭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　　对于余怀谦这种行径，邱定邦身为副相都只有忍受，杨昭德也无法直接反击，只能跟邱定邦学，用过分谦卑的姿态来反衬于怀谦的跋扈：“宪台大人请讲，下官洗耳恭听！”　　余怀谦照样坦然受之：“我问你，收回甘州靠什么？”　　邱定邦的建议，不单成德皇帝听出了其中的潜台词，杨昭德照样听懂了一些。他想说靠谈判来着，可他不敢，只能用冠冕堂皇的话回答：“靠圣上齐天洪福护佑、靠边军将士浴血奋战！”　　余怀谦又问：“要浴血奋战，就要有高昂的士气来支撑，如今边军士气如何？”　　杨昭德不敢接话了：“下官任职户部，对此不敢妄言！”　　余怀谦转头看着于崇法：“于大人，你说说！”　　于崇法也有点挠头。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上来说，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必须说边军士气高昂。否则一来显得成德皇帝的领导不够有力，二来显得兵部的指导不够到位。可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于崇法心中明白，在皇帝和兵部乃至大部分文官有意无意的压制下，边军现在的士气很低迷。　　昏冥侯时期，因为过分推崇进攻战略，并且在民政管理上出现失误，确实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但边军的士气十分高昂。当时的三十万边军，以每年十万的数量轮流进入北境扫荡，走到哪杀到哪，实在是威风得紧。　　因此，在白狼山吃了败仗之后，边军就一直憋着一口气。可后面的几次扫荡，照样没有取得大的战果。不久之后成德皇帝上台，每年一次的扫荡就此结束，再也没有筹划过大的军事行动。边境上有点冲突，天命皇朝这边总是约束己方，搞得边军郁闷无比。兵部又在里面推波助澜，在人事任命、军械配备、物资供应等方面不停地设置障碍，压制军功、用人唯亲、克扣延误、以次充好等事情层出不穷。　　中央政府是这样，边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西北行营所属边军的补给，大部分靠当地官府筹措，不足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补充。这些地方官员有样学样，也在中间捣鬼，自己还能顺便捞点好处。反正有中央拉偏架，他们也不用担心受到惩罚。　　归结起来，有三件事情最挫伤军心士气，一是打败仗，二是高层畏战，三是待遇上的歧视。可这三条，天命皇朝边军都占齐了，士气不低迷才怪！　　这也是成德皇帝和以兵部为代表的大部分文官的集体意愿。成德皇帝这么做是有难言之隐，多数文官如此作为，则主要是一种报复性的情绪反弹。他们觉得，昏冥侯太宠着边军，养出来一堆骄兵悍将，老骑在文官的头上作威作福，现在换了皇帝，正好刹一刹这些兵痞的威风！　　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极其复杂的成因，现在边军士气低迷，也不止上面这些因素。但不管原因如何，边军士气低迷是客观现实。此刻面临狼族入侵，于崇法也不敢随意粉饰。否则万一后面战败，他就不好解释了。　　因此，于崇法瞬间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情，忧心忡忡地说道：“据下官所知，边军士气堪忧啊！”　　余怀谦又追问：“既然边军士气堪忧，于大人身为兵部主官，可曾想过要如何解决此事？”　　于崇法觉得自己有点上套了，杨昭德则暗中松了口气。　　刚才余怀谦扯去年旱灾的事，户部尚书的压力最大，现在话题转到边军士气上，就变成兵部尚书头疼了。若在平时，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谁做事还不出点差错？奈何眼下乃是狼族入侵的特殊时期，为了安抚舆情，肯定要拿人开刀。李定国只是作为地方将领替边军扛责，到了中央行政层面，没准也要有人出来背锅，这就说不好落到谁头上了。　　“在其位谋其政，下官当然想过。不过有些积弊是从昏冥侯时期遗留下来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下官解决起来也是勉为其难啊！”　　余怀谦可不会被这含含糊糊的说辞糊弄过去：“积弊？到底有什么积弊？”　　于崇法心底暗自叫苦。　　在民生方面，成德皇帝上台后，不再年年组织远征，确实舒缓了财政压力，使得民生有所恢复。尽管因为变相废除命田、产税制度，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但工商业的繁华掩盖了底层真相，只要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失地农民依然能够找到生计。不考虑那么长远的话，民生方面的表现要比昏冥侯时期好一些。　　但在军事方面，天命皇朝出现了极大的衰退。前面分析过边军士气低迷的原因，士气低迷其实就是军事能力衰退的表现，两者的内在原因是一回事。说白了，就是皇帝和大部分文官不希望军队强盛，军队自然就强盛不起来。　　于崇法心中也明白，军队是有很多积弊，但多数是成德皇帝上台后积累的。反倒是在前朝，军队的作战、训练、军备、后勤乃至士气都要超出现在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