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妈加完热水就坐下了，但女人、做母亲的女人、既丧偶又是母亲的女人，是停不下手的，即使坐着和儿女闲聊，心里还是想着活计的。

佟妈以前也是不会打毛线的，现在已经熟能生巧，不知道打过多少回了，完全可以不看毛线，手下自有功夫。

家里的两个大孩子也是懂事的，看佟妈聊天不忘做事，也跑去拿各自的活计去了。

大哥是出纳，最离不开算盘，有事没事就拨弄两下，全当练习；二姐也没闲着，拿来钩针，准备给家里人织双手套。

全场最清闲的就是两个小的了，佟文静他们只帮着妈妈和二姐缠毛线，再时不时递个工具就好了。

于是佟家的春节夜话，就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展开了。

家里人聊天不爱说别家鸡毛蒜皮的闲话；哥哥姐姐的事也很少提，他们心里自由分寸。

佟妈对于他们做事和学习是非常放心的，即使聊也爱一对一聊天。这一点上佟文静觉得佟妈做的特别好——有些事情虽然是家人但是过度的关心也只能给人带来负担，而且两个孩子这年纪刚好是青春期的时候，问多了反而容易出事。

那除了这些事还能说些什么呢？

佟家人爱听的是母亲的故事。母亲在千里之外的家人，母亲对故乡的记忆，母亲过去的经历等等事情都是四个孩子关心的。

佟妈知道孩子们爱听，这就挑着一些事讲起来了。

“你们外婆生了四个孩子，中间有对双胞胎哥哥，生下来就没养住，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大哥。但他们忘不了两个哥哥，因此我在家中排行老四的。”

佟妈的眼睛低垂着，仿佛专注的看着手中的毛线，缓慢地回忆起以前的故事。

“我生在1939年6月5日的成都，这不是一个好日子也不是一个好地方。”

佟妈缓了缓，又接着说：“在我出生后的一周，成都上空突然响起了航空警报，有27架日军飞机突袭成都。轰炸结束后，城里也不安全了，你们外公只能收拾好行李，仓皇地带着我们往周边的乡下投亲。”

“我在峨眉的乡下呆到11岁，等到49年12月底成都解放以后，父亲才带着我回到成都。”

佟家四个孩子从来没有听佟妈讲过这些，听的揪心，有点不忍心继续听下去，但是佟妈突然来了兴致，一直在往下讲，不让孩子们打断。

“在乡下的11年，我们帮人种了一点地，农闲时父亲则走街串户的帮人箍锅盖，过得非常艰辛，但是也勉强活了过来。”

“父亲还是惦记着回成都生活的，每两年就偷偷回去看一眼。等到1950年初，听人说：政/府公告依然承认以前的私人房产证明，父亲在乡下就待不住了，带着全家回到了成都。”

“我们的祖屋在战乱中保存的还不错，里面有远方亲戚住着，等我们回来拿着房契去政/府那里换了房产证明，就在成都住了下来。”

佟妈讲的认真，话语里充满了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几个孩子时不时插嘴问一句旁的，好不容易才让佟妈讲到建国后的日子。

“回成都后，国家还没有实行公私合营，父亲和母亲就成了民营纺织厂的工人，慢慢把生活过得好了起来。”

“我在乡下是读了书的，等回到成都后又接着读了初中、高中。等我毕业时已经是1954年了，我又响应号召参军了；到了1955年，国家又号召部队支援边疆建设，就这样跟着部队来到了这里。”

母亲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有关于部队开拔之前，和父母告别时的泪眼朦胧，有初到异乡的忐忑不安，有与父亲初见时的怦然心动……

有很多很多，那些掩藏在时光深处的关于成长与爱的记忆，在母亲嘴中变得那么生动，佟文静仿佛在其中见证了母亲的成长。

等到钟表指针指向十点时，在看桌边的的佟家人，已经东倒西歪了，大家才没有继续聊天，等洗漱熄灯睡了，这座大院终于又陷入了安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