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父，麦要多买些。”

闵父不太明白为什么多要麦，在他看来麦和其他农作物没有什么区别。周书灿也不想过多的解释，以后麦才是主产粮食，没有做成面粉食物，没有太明显的对比效果。

父子俩商量好行动计划，接下来开始实施。闵父确实是大气的人，他把闵家的大麦拿出来，掺合炒熟的河蚌肉，让邑中妇人们做成饭团，给各个准备出发的队做干粮。

邑主对邑拥有征税的权利，邑民出工自带干粮这是正常的。邑民不是奴隶，是自由民，时值隆冬季节，本来就是饥寒交迫的状态，如果没有闵父的这种行为，依靠邑民自己的力量，很难让他们做到一心一意的去做事。

另外也是证明，闵家对邑民应该没有收多少税，不然这些邑民早跑掉了。闵家周围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太适合此时的人居，至今还能保留两百多人口，真的很不容易，绝对和闵家的仁政有关系。

周书灿现在还不完全能确定闵家的具体位置，他依靠记忆，在地上画了几分详细的地理分解图，让闵父和伯牛识别闵家的具体位置。闵父和伯牛的嘴巴张的可以塞下馒头，这么详细的舆图他们可是没未见过。闵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图可以换很多的东西。

地图古代叫做“舆图”，“地有覆载之德，故谓为盖，谓地为舆。”

地图最开始纯粹是靠人力边走边量。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就曾经为了丈量土地，徒步走了几十万里。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地图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也曾派两个徒弟，带着准绳、规矩，到水灾泛滥的地方去丈量，从而获得基本的数据。所以，古代也将地图称为“禹迹图”。

这样徒步的丈量，实在太过于辛苦，于是在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它借助于一辆特制的马车完成。马车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都有一个假人。车行一里时，下面地假人就会击鼓一次，车行十里地时候，上面的假人就会响铃一次。

这样，负责丈量的人，就只需要记录下响铃或者击鼓的次数，便能将行进的距离准确算出来。这种方法，就叫做“记里鼓车”，计量的那辆车，被称为“大章车”。这个大章，正是大禹派出丈量土地的徒弟之一。

在古代的条件下，测量做到了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后代在此基础上虽然也进行了改良和调整，但总的来，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绘制地图则成为后来人主攻的方向。

西晋之后，采用“记里鼓车”方法绘制出很多地图后，有一位才般的人物横空出世。他叫做裴秀，虽然出生于战乱纷飞的三国时代，但他却没有在沙场建功扬名，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青史留名。

裴秀对于地图很感兴趣，他在总结前人绘制地图的经验时，发现了不少有益的方法。于是，裴秀对于这些方法进行了归纳提炼，提出了“制图六体”法，并且按照这个方法，他亲自完成了禹贡地域图，这是我国最早的地图集。

他创造性提出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分别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指的比例尺，要反映出图中线条和面积的比例。准望就是方向，反映图中各单位的相互关系。道里就是距离，高下指的是相对高度，方邪是坡度问题，迂直是指高低与距离的换算。

这几乎和现在地图已经相当接近了。这种提法一出，几乎称为后世的模板。中国古代的地图，大多都是以这个方法来绘制的。所以，科学技术史专家对他称赞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