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夜里他和父亲在厨房刷茶杯,然后在大屋拖地板时,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依我看,我象从前一样干了完全违背愿望的事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取代了心平气和,我相信,国家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又将离别,多么忧伤,我的家人啊”)他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国家,和人们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我真幸运,”他想到,“一些多么卓越的人物注意到了我;等一等,还有谁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幸福?这是救命良药,是跋涉中的休憩,是病中的梦。我在想他们,他们就在身边为什么此刻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大家?我重新回亿起这一切是由于勤务兵谈到了那些。”李广元明白了,“多么奇怪,罪恶的发展在你心中产生了善良,难道这出是有规律的?”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这又意味着等待。他不能再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撕裂他的大脑,碾压他的躯体,束缚他的行动,烦恼油然而生。
“我们的人能够赶来,”他心中说,“一定能赶来,只是别总去想它,另外想些别的什么可我想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赶到,我就会被处死。一切都完了,真冤啊。”他想到“我也是这些年生活在这里,但又置身之外的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我比许多人更准确地了解这里;要说出它是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了解它对未来一代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身在国内,却感到自己在现实之外,而是明白这是不能长久的。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过,达芬奇把自己的作品与下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他与米开朗基罗形式的理想毫无关系。达芬奇在探索内在的,而不是外形美的意义。他是印象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摒弃了的形态界线,借以理解空间的实质。他探索的不是,而是生命。对,马克西拇,”他心中得意地说,“想一想对策吧,想一想你愿意想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年你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这并不等于说要缄口默言,这并不怎么重要,问题是你在这里不得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得不说你所憎恨的话;有时你愤怒得想大喊大叫,但你善于控制自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是恰当的,否则就会带来危机,对事业毫无益处。缺乏自制力,不善于等待,就去信教好啦,你又遇到了‘等待’这个该死的词…
如果这个词在折磨我,我又怎么办呢?我是个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具有‘极限’这个生理特点,我比其他人更出色吗?”
“司机!”他喊道,“带我去厕所。”
司机来了,给他取下手铐,带他出了房间。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和南京所有老住宅一样让人常常弄错的走廊,经过一扇红色皮革包住的门时,李广元听到了里面一些人的说话声。这些人速度很快地向打字员口述,在嘈杂的声音中李广元清楚地辨别出常凯申那个处的队长的声音。
“即然前部长现在象所谓受难者一样被荣耀所包围,”队长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语调中加进了他自己对此的态度,“那就应当考虑拉拢与他关系很密切的女秘书马林。她不仅能提供关于被捕的部长亲属的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也会采取一些行动。可见我们今后有必要接近她,迫使……”
“小点儿声。”队长喊道,“我带着犯人停止工作。”
“您认为我能跑掉吗?”李广元问,“您担心我向法国人揭露你们的秘密?”
“您跑不掉,可要是分队长放掉您。”
“您想他会放吗?”
“只要您的中心有了回音,他会放的。”
“那为什么用手铐铐住我?”
“因为还没回音。一旦有了回音,您也不用跑了,他们会杀掉已经为我们工作的人。您会象丧家之犬,在新主人腿前摇首摆尾。”
李广元进了厕所,背倚在门,迅速撕开衣衬,取出藏在里边的刀片,握在手里,他感到了金属的弹性。他心中问,“怎么,,到时候啦?据说只用五分钟全身的血就会流光,头里嗡嗡响,接着感到一种无声的虚弱,随后无论是常凯申、司机、勤务兵,还是在悄然无声的房间里的所有坏蛋都不存在了,尽管他们末日已到,他们还打算干卑鄙的勾当,为今后网罗一批叛徒或者说是一批软骨头,这些人从没有表现出精神的坚定性你为什么缺少毅力呢?滚吧,放掉自已的血,当然是件可怕的事,但这比坚持到底来得容易些。
要知道,你奉命要活下去,可你打算自杀你有权自作主张吗?我没有权力,而且我感到这样做是可怕的。我完全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工作,透过时间和空间,我在运行,我不属于自己。找我多么想重过那已消逝的年代的生活,我多么想和妻子和儿子呆在一起。然而我知道,我无法忍受常凯申的折磨他们会征服我或者让我精神失常怎么办?变成一个目光呆滞、被征服的精神变态者生存吗?失去了记忆和憧憬,只有一些自然的要求,象医生在大脑研究实验室里试验用的动物一样活下去吗?然而叛变更可怕人们会说,他背叛了祖国不对,不能把自己同祖国分开,背叛祖国首先是背叛了自己。”
“李广元。”司机说,“为什么您没动静?”
“我在集中精力,”李广元迅速把刀片塞进口袋,“您在偷看?”
“我听着呢?”
“我一下子不行。”李广元笑了一下,“你们不让我坐着或者走动,人总躺着,肾就不大好使。”
司机打开门“那您站着,我在后边看着您。”
“女秘书可能出来的。”
“那又怎么样,她们是我们的人。”
“要是我解大便呢?”
勤务兵忽然皱起眉,两只眼睛变成一条缝“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张开嘴。”
“我没有毒药,”李广元说,“氰化钾一秒钟就要人命。”
“张开嘴。”勤务兵重复了一遍,并动作迅速地向李广元下额打了一下,迫使他的嘴启开“伸出舌头”。
李广元顺从地吐出舌头,问“黄吗?舌苔很多?”
“粉红色,象婴儿的舌头。为什么您提出要求,您并不想解手嘛回去。”
“随您的便,反正过一小时我还要求。”
“我不会带您来的。一昼夜只能来三次。忍着吧。”
勤务兵带他回房间,李广元终于又听到几句话。元帅的名字印入的脑海。他没来得急弄明白关于指挥员父亲的全部谈话,因为勤务兵又大声吆喝;
“停止工作。我这儿不是一个人。”
在房间里他给李广元戴手铐,把左腿铐在沙发床,然后从放物架取下一瓶酒。